左旋
弃置不讲，诸儒起而切辨，亦出于万不得已也。密事孙征君于苏门山，述先子平日所论以就正，反复辨议，征君深以为然。则四子传七十子，序汉唐诸儒，此为笃论。补葺着之，使世之好古君子志圣门实学者，有所考焉。
朱文公熹《语类》云：“某解《大学》，而今据某谓稳，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又云：“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处，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乃舍之而谈空于冥漠之闲，其亦误矣。至于文字，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是守章句，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只说训诂，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是意味深长也。
”问：“论惟有已发之性，有未发之性？”曰：“性纔发便是情，情有善恶。性本全善，心又是包总性情的大抵。言性须见得元受命于天，其所禀赋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却是汉儒解‘天命之谓性’云‘木神仁，金神义’等语，甚有意思，非苟言者。学者要体会亲切。”盖学问必至暮龄，识见始定。文公从王、程之后，以汉儒为说梦，尽改其经注，尽黜其传人，尽翻其实论，自以为独吾之说乃可以追千圣而绍百王。门人播闻已久，晚年乃推尊汉儒，尤痛悔前说，有“乃知日前自谎谎人之罪，不可胜赎”等语。
可见七十子相传本源定旨，未可轻易敢改动也。文公此悔不吝改过，真可称大儒。吾先子读文公《语类》，于其硬将己意入经传，专任己私，抹埽汉唐，未尝不痛心洒涕。据经力正，附文公诤臣、诤子之列。后既追悔昔非，又未尝不为文公手舞足蹈。几十年丝毫细辨，盈几叠箧之书，老来都冰消雾散，则贵者无已之进德也。王文成公守仁辑《文公晚年定论》云：“后世徒守其中年未定之说。”学者久传，惜乎文成倥偬军务以没，尚少文公之一段痛悔也。
悲夫！
七十子传人表
孔子七十子［诸贤门人传次于汉，国史无闻］；端木赐子贡［《史》《汉》记传人］；卜商子夏［《史》《汉》记传人］；商瞿子木［《史》《汉》记传人］；左丘明［《史》《汉》记传人］。圣门七十子，当时分教列国，虽门人或有或无，然有者必多。赵岐注《孟子》云：“遭秦坑焚之后，孟子之徒党尽矣。”其皆罹秦难而断与？七十子传人见于汉国史者，止四人：子夏、子贡、左丘明、商瞿。子贡之传为《公羊春秋》，公羊高事子贡，亦事子夏。然汉儒以《公羊》为齐学，子贡终于齐，则得子贡之传为多。
五传至汉胡母子都、董仲舒始显。子夏之传有二：谷梁赤传为《谷梁春秋》，至汉蔡千秋、刘向始显；曾申、李克传《诗》，至汉毛亨、毛苌始显。左丘明传为《左氏春秋》，至汉刘歆始显，贾逵始行，晋杜预始注。商瞿传《易》，矫疵、馯臂受之，至汉田何始显，服虔、郑玄始注，今惟魏王弼独存。伏生传《尚书》，至孔安国始显。高堂生传《礼》，至后苍始显。制氏传《乐》。汉徐防奏云：“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则《礼》《乐》《诗》《书》，皆子夏之分宗世绪也。此七十子之正传嫡系，古经赖四家门徒而得存，三代典章赖四家门徒而不散。至今二千余年，王道如日中天。司马迁、班固《儒林》之有功圣门，宁不与孟轲、荀卿并哉？
古经旨论
古经之旨何也？圣人之情见乎辞，惟古经是求而通焉，旨斯不远矣。大道之行，圣王不一，皆敦本务实，以率天下。夫善不善者，意也；治乱者，时也；得失者，政也；存亡者，人也。圣人传其要，待后世推行焉耳。古经备矣，不待后世别有所发明，其旨始显也。宋诸儒承王安石之说，言圣人性命之理，七十子所未至，独有曾氏再传而断。汉儒以来，皆所未识。逮宋复昌明于世，别建宗旨，门户既立，徒党分争，号恣大着。后世学者，悉本其书，久而安焉。
故相沿言道，孟轲而后以来，直继羣儒。论其说太过者多矣。吾先子以为然哉？然哉！天子以至庶人，修身为本。圣人惧后世未得修身之方也，于是取三代之遗而述焉。序《书》以纪之，定《礼》以立之，删《诗》以风之，作《春秋》以裁之，晚而赞《易》。《尚书》者，二帝三王之鸿绩，而善政遗后之典册也；《礼》者，四代损益定制，天子诸侯以至卿大夫士庶人取正之遗则也；《诗》者，祭祀燕享，敦教化俗，润色升平之乐章也；
《春秋》者，天王巡狩之典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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