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此为大与《尚书序》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预时三家《尚书》见存，目验援据，致为明确。今文有《序》，其证十七矣。
杜预时，刘歆《书序》盛行久矣，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书》之人，故凡《书》即归之伏生耳。伏生无《序》，证验如此之确，且两汉人皆无谓伏生有《序》者。预时代在后，从何得此说邪第三，辨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皆孔子不修之书。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所在散布，主张《书序》者愈有借口。不知诸篇皆孔子不修之《书》也。盖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苟不关改制之事者，虽详勿录。故《诗》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见《史记孔子世家》《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
孔子经十六篇，《丧服》乃传，别有说《诗》《礼》如此，《尚书》可知。故《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正义》一引纬书虽伪，要皆本西汉前说而附会之，如「百二篇」之说即本张霸。则「帝魁」之说虽不可信，而孔子定《书》多所去取，其说非全无据矣。以此，故逸《诗》、逸《书》杂见群书，以考今本，率多岨峿。
若谓诸书引《书》篇名果皆出孔子，则何以解于《墨子》之以《甘誓》为《禹誓》，《汤誓》为《汤说》乎？此犹可诿曰篇名之偶异也。若《墨子》他引《禹誓》不在今《甘誓》内，他引《汤誓》不在今《汤誓》内，今《甘誓》《汤誓》文完无缺，必非佚文，然则《墨子》所据将何书邪？且今《甘誓》启事，而以为禹。《汤誓》《汤说》本自并引，尤不能以寻常篇名异同论之。据《墨子》如此，则虽谓诸书引《书》篇名皆孔子书，蒙瞽不信也。或曰：孔子有不修之《书》固矣。
然孟子为孔子嫡传，《礼记》出七十后学，岂所读之《书》亦非孔《书》？曰：「不修《春秋》」述于《公羊》，庄七年曲引旁称，圣门不废。若以为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书》《礼记》，孟子不能引之，岂通人之论乎？荀子亦孔子嫡传，兼为《诗》《礼》大宗，而引《逸诗》，亦其证也
第四，辨《尚书大传》内《九共》诸篇亦孔子不修之《书》。或难曰：子以为伏生《书》二十八篇即孔门足本，而斥亡失数十篇之说为伪，今考《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禾》《揜诰》《多政》《冏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答曰：《大传》又称孔子告子夏，言：「‘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
」《大传》述孔子自称亦止二十八篇，中「六誓」当作「五誓」，辨见后则其余非孔子《书》，而为孔子不修之《书》可知。伏生之言，还以伏生之言定之，《九共》诸篇何足为难乎？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他书，亦犹《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彼大惑不解者，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哉！
第五，辨《史记》所载篇目乃《书序》袭《史记》，非《史记》采《书序》。伪撰古书，必有依据，乃易附会，故王肃之《书》，《周官》之《礼》，皆阴摭旧文，自创新制。《书序》之作，何独不然！而后人见《史记》之文与《书序》多同，以为史公已据《书序》，不知此《书序》之袭《史记》也。请以七证明之：《序》以为「般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殷本纪》则以为「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若谓《史记》所载本于《书序》，何与《书序》又自乖异？
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前《史记》非采《书序》，证一。《序》以为「秦穆公伐晋，襄公帅师败诸殽，还归。作《秦誓》。」《秦本纪》则以为缪公败于殽，「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二。《序》以为「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殷本纪》则以为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亦与《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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