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诗》《春秋》未闻有壁藏之简，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谓《诗》有韵语，讽诵易存，《书》文聱牙，非简不存，则《春秋》及二传岂有韵语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曰「口传」，曰「二十八篇」，曰「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说出《论衡》，此必今学家之说，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数十篇之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误矣。
今学以《尚书》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后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说可据且伏生为秦博士，秦虽焚书，而博士所职不焚，则伏生之本无须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则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为孔子未经秦火之《书》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盖《泰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并非歆窜原文。犹戴圣《礼记》本四十六篇，马融增三篇为四十九篇，而《后汉书》曹褒、桥仁传《礼记》皆四十九篇，盖亦后人追改之辞也。
难者曰：若谓孔子传《书》只二十八篇，则《史记》所引《书》篇名，《礼记》《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墨子》《尚书大传》所引《书》篇名非欤？释之曰：《书》经孔子所论定者，凡二十八篇。余则孔子所未定之《书》，犹《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诗》有删定之《诗》、已删之逸《诗》，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岂肯存之乎？今所见逸诗三百余条，杂引于《礼记》《左传》、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诗》，则《史记》及诸传记所引之《书》，岂可阑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
不疑逸《诗》，而疑删《书》，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汤誓》为今学，而墨子引之为「汤说」，凡三条，则百篇所无之名矣。如以「说」为文误，不应三条皆误；如以为异篇，何以《书序》无之？此类之疑尚多，不能悉数，其详见《书序辨伪》。二十八篇中，如《尧典》《禹贡》《洪范》《无逸》等文，经纬人天，试问《史记》《汤诰、太誓》之文厕于其间，能相称否？《汉志》之《周书》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为《武成》等类，其或有孔子已删之《书》存焉，而史迁取之欤？
要之，孔子定本之《书》，伏生传二十八篇，无数十篇之亡，亦无百篇之《序》，可断断也。若云「孔氏有《古文尚书》」，所谓「孔氏」者，《汉志》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家》何以无之？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异若何？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其详见《汉书艺文志辨伪》史公尊经，河间、鲁共有此巨典，岂其疏脱若是？若谓「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十余篇」，则安国兄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世治《尚书》，应传古文，而刘歆欲立《古文尚书》，光不肯助，何也？
安国《古文》传都尉朝，朝传胶东庸生，然安国又传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则今古文同出一师，何以今文无十余篇之《逸书》？且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所闻亦无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传》不着坏壁得书之事，孔光不助古文《书》之立，儿宽、司马不见《逸书》之文，则此条之为窜入，无可疑矣。
难者曰：《尚书大传》有引《九共篇》语，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确据。而古文《逸书》有之，又十余篇与伏生合之，明征也。释之曰：《尚书大传》自宋不传，《经说》自刘歆后多窜伪。即不然，则伏生引已删之《书》目耳。《礼》十七篇之为足本，说已见上。此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周礼》无可考，今《礼经》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无可考。歆盖言其不具以为伪作地耳。至云「秦焚书多散亡」，辨见前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除《冠》《昏》《相见》《丧》四篇外，余皆大夫、诸侯、天子之礼，安得曰「士礼」乎？
歆伪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礼》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诸侯之礼。其作《七略》，曰「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则此士礼，歆所改也。若《仪礼》之名，又述歆者改抑之辞，西汉前但曰《礼》而已。
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则证据坚确，吾诚无如之何，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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