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林为古学一大宗也。
陈元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厌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
今论者沈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熟能察之！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宏美，所谓‘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
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下拜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
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本传
范升、陈元愤争《左氏》，是经学一大案，自少读《后汉书》，即怪《左传》之文博，何范升必极相攻？苟非不得已，扶弱持微，岂不甚善，何事与古人为仇乎？然古学者仅争《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诗》也，抑可想矣。 贾逵
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
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
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
「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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