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或疑未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古之于丧也有重，于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往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
朱子自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内筑坛，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字塑像，则礼制合经，神只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氵荧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
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烙《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把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从祀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暂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低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
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日‘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诛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
○嘉靖更定从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日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王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逮、何休、上肃、王粥、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胃。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
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苟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把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从祀地也。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元年，进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拭、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
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未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棒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
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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