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松、常、镇四十七帮，约计军船二千四百余只，每年约须造船二百数十只，今先举二百余船米数由海抵通，而省该丁造船劳费，仍给月粮，休归军伍，或别开屯田，俾安耕凿，以渐转移，有何不便？其无可疑二也。前嘉庆十六年筹办海运，督抚以十二不可行奏覆云，头号沙船不过五六十号，每船不过带米四百石。此乃有意从少而言。若实计全数，则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装载，亦可装一二千石，况其余次号沙船力胜一千余石者亦不下千有余号。
其无可疑者三也。至所称带米四百石，须水脚一千余两，盖就前明沈廷扬所议每石二两六钱计之也。若就现在民价，每石一两四钱，每两折钱六百三十文，合足钱八百八十二文。而关东一石当江苏二石五斗，则苏石只须钱三百余文。即极贵之价如沈议二两六钱者，折合苏石亦止须钱六百余文。况现定价值酌议加增，有不踊跃从事者乎？其无可疑者四也。其所可虑者盖不在受载而在卸裁，恐斛手舞弊也。不在水力短少而在胥吏需索，恐浮费无穷也。诚俾船户知随到随卸，绝无抑勒稽留，方且争先恐后，而何海运之不可行哉？
至程志忠所禀五条沙之险，盖为尖底闽船言之。若平底沙船，远在沙外往来，过成山时，风利不必泊，无风可以守风，绝不闻沙船畏其险也。沈廷扬有言，耕须问奴，织须问婢。而以海道问诸素不习海之委员，其可据乎？【沈阁部曰】海道如果行，则浙江之粮当从何处起运？或疑即由杭嘉宁台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案此事元明两史虽未明言，然以事迹核之，似皆运至太仓刘家港上海船启行。考史，至元二十二年，以军万人载江淮米泛海，由利津达京师。
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陆负互淮安易闸七，然后入海，则其时尚未全用刘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领海航，从洋子讧，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易坏，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此乃全用刘家港入海之始。自后海运之船总泊于此。故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诏江浙等处粮尽数赴仓候海运，则刘家港当自有仓，浙江断无别自赴海起运之理。
且元末方张之乱，史特书诏遣兵部尚书巴延特穆尔，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先由海道至庆元抵杭，率海舟候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则前此之不由斯道可知。虽其后户部尚书贡师泰以闽盐易粮，由海道运京师或仍由此处。然皆多事之秋，其实非本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将军汤和造舟明州。运粮输直沽。又二年，命户部于苏州太仓储粮，以备海运，供给辽东。
五年，命靖海侯吴桢督海运。总舟师数万，由登州饷辽阳。此皆兵戈中权宜之制，故入海处不一。然大局亦祗由太仓，故万历会计录云，永乐元年，令江南民粮悉运太仓州，于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出登莱大洋，以达直沽。改昆山州为太仓卫当亦由此。【陶宫保曰】海运与河道相表里。禹贡载扬州贡赋，沿海达淮，冀州夹右碣石入海，即海运之始。秦唐虽亦偶行，其道难稽。明则由胶莱内河转般登州，实为劳费。惟元代海运最久，寻因其路险恶，别开生道。
明人沿澳求道，非礁即浅，无怪其难，自不若元代所开生道，即今沙船所行吴淞口至十滧一路为宜。而由此运米入海，实创自今年。第属初行，不敢不倍加慎重，详加询问，证以纪载，得其径道。至于大洋浩翰，本无畔岸，虽舟人定以更香，验以水色，格以针盘，究难确指其道里数目。惟有就西岸对出之州县讯地比照核计，不相径庭。其小岛微屿亦难尽载，谨摘叙大凡，略分段落，并绘图贴说焉。第一段，自上海县黄浦口岸东行五十里，出吴淞口入洋，绕行宝山县之复宝沙，迤至崇明县之新开河，一百一十里。
又七十里至十滧，是为内洋，可泊船，为候风放洋之所。崇明县地第二段，自十滧开行即属外洋，东迤百八十里至畲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系荒礁，无居民，不可泊，但能寄碇，为东出大洋之标准，苏松镇所辖。第三段自畲山向正北微偏东行，至通州吕泗场对出之洋面，约二百余里，水深十丈，可寄碇。从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梢对出之洋面，约百四十里，狼山镇右营所辖。又北如皋县对出之洋面起，至黄沙洋港对出之洋面，约二百六十里。
又北泰州对出之洋面面起，至黄家港对出之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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