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欤。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能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矣。
《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
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
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
学以和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尧舜之为善与桀纣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然而学者有无思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己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乎?
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杨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惟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而其始则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学者始于诚也。
杨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耶?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杨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问文中子,曰愚;问荀子,曰悖;问韩愈,曰外。愚悖皆非学圣人者也,扬雄其几乎?
或问贾谊,曰:“谊有之。”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于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于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于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耶,疑之则己德内损,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