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公》、《谷》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
其论《周礼》曰：“《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
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
幼时读廿一史，于天文、乐律二志未尽通晓。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举隅》二卷。言测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两交，去交近则食，远则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曰食或在晦。说者谓日之食晦朔之间，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实行，有视行。日月之食，亦有实食，有视食。实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实度；视食者，人在地所见之初亏、食甚、复圆也。古术或知求实行，莫知求视行；
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实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恒星最高，遂指恒星为天体。新法于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动天，合于九重之数。宗动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谓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触者，气而已。此不知历象者也。如日月有气而无体，则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触乎？《春秋》曰：“有食之既。”既者，有继之辞，非尽也。新法谓之“金线食”。日大月小，月不能尽掩日光，故全食之时，其中阙然而光溢于外，状若金线也。
又撰《琴理数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黄钟至小吕为阳，蕤宾至应钟为阴。阳用正而阴用倍，蕤宾长，小吕短，黄钟中，自古相传之旧法也。晋永嘉之乱，有司失传，染武帝始改旧法，黄钟长，应钟短，小吕中，由是阳正阴倍之法绝。汉魏律，小吕一均之下征调，黄钟为宫，有小吕无蕤宾，故假用小吕为变征。黄钟之黄钟宫为正宫，小吕之黄钟宫为下宫。征最小而以为宫，故为下宫。隋郑译遂以黄钟正宫当之，擅去小吕，用蕤宾，以附会先儒“宫浊羽清”之说。
夫“宫浊羽清”者，指下征调而言，译改为正宫，是以历代之乐皆患声高。隋唐以来，惟奏黄钟一均，而旋宫之法废矣。古法尽亡，独存于琴。孔疏密取则琴晖，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晖之七音，生于宫孔。黄钟从宫孔黄钟始，一上一下，终于蕤宾。琴自中晖黄钟始，一左一右，终于十晖。书成，惟嘉定王进士恪见而喜之，余莫能解也。
所著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及《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东渚村迁居郡城东南香溪之北。郡城东禅寺有红豆一株，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枯矣。至是时，复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和者二百余人。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访焉。因自号红豆主人。所以乡人称研溪先生曰“老红豆先生”，半农先生曰“红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红豆先生”。
松崖先生，半农先生之次子也。名栋，字定宇，一字松崖。初为吴江学生员，复改归元和籍。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临川李绂一见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学士视学粤东，先生从之任所。粤中高才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时称“惠门四子”，常入署讲论文艺，与先生为莫逆交。至于学问该洽，则四子皆自以为远不逮也。及学士毁家修城，先生往来京口，饥寒困顿，甚于寒素。
遭两丧，不以贫废礼。终年课徒自给，甑尘常满，处之坦如。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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