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问：「孔子称伯夷、叔齐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齐之隘，若念旧恶，将不能处世矣。」问：「子贡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仁圣何以相别？」曰：「此子贡未识仁，故测度而设问也。惟圣人为能尽仁，然仁在事，不可以为圣。」又问：「『尧、舜其犹病诸，』果乎？」曰：「诚然也。圣人惟恐所及不远不广。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尝以为病也。博施济众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
赵景平问：「『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所谓利者何利？」曰：「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如释氏之学，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赵景平问：「『未见蹈仁而死者』，何谓蹈仁而死？」日：「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杀身成仁者，未之有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七
伊川先生语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虽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
义之精者，须是自求得之，如此则善求义也。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睽之上九，离也。离之为德，在诸卦莫不以为明，独于睽便变为恶。以阳在上则为亢，以刚在上则〔一〕，以明在上变而为察，以很以察，所以为睽之极也，故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则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义：一是物极则必反，故睽极则必通，若睽极不通，却终于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以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先生尝说：「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韩退之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然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书，待刘绚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诗，全无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书却已成。
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榖，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闲过了日月，即是天地间一蠹也。功泽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补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陈长方见尹子于姑苏，问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为不满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养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买扑，无故辄令人聚饮，亦大为民食之蠹也。损民食，惰民业，招刑聚冠，皆出于此。如损节得酒课，民食亦为小充。分明民食，却酿为水后，令人饮之，又不当饥饱。若未能绝得买扑，若且只诸县都鄙为之，亦利不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然于物上理会也得，不理会也得。且须于学上格物，不可不诣理也。常见伯淳所在临政，便上下响应，到了人众后便成风，成风则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以动之也。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恶，识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须渐好。或问：「古之道如是之明，后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无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盖是圣人既出，故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二千年间，求如一颜、闵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纔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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