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惟礼无闻。“洪氏颐烜读书丛说云：“易益说卦，尚书益太誓，皆三篇合为一篇。然则易于汉时固尝有逸。但此文“易损其一邪“，乃是设辞，吴解得之，非指论衡所云也。“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者，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云“为五十七篇“；又“经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注云：“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志云：“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
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今按经二十九卷者，尧典一，咎繇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太誓十，牳誓十一，
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酷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毋劮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康王之诰与顾命合为一卷，书序附秦誓之后，不入卷数。其中太誓一篇，刘向以下皆谓后来民间所献。或以为武帝时，或以为宣帝时，而其为后得，则众说所同。是伏生所传，惟有二十八篇，无太誓。然无以合于史。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说。
王氏引之力辨伏书本有太誓，其云后得者，乃向。歆诸人传闻之误。按：刘子政博极群书，立言不苟，岂于经籍源流，本朝掌故，漫不深考，率以无据之辞着诸别录，而马季长。赵邠卿。王子雍之徒从而妄信之？此事理所必无。然则伏书既无太誓，而篇数又为二十九，其说颇不可通。于是，陈氏寿祺欲以书序当其一篇，而俞氏正燮。龚氏自珍则欲析康王之诰于顾命以当之。顾按诸旧闻，皆相乖剌。魏氏源又谓伏生所得与民间所献皆是太誓残本，此之所有或彼之所无，故可取为增补。
然使伏书本有太誓，则民间所献即有可以增补之处，亦必不能谓太誓为后得。荣谓太誓后得充学之说，两汉诸儒从无异同，其为信而有征，显然可见。班志所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及云孔安国以古文尚书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皆尚书二十九篇既定以后追数之辞。史记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此则后人据汉书校改之。论衡正说述此事，谓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不言其小数；至宣帝得逸书一篇，下示博士，乃云“尚书二十九篇始定“。
其说足补诸史之阙。若夫宣帝以前，汉人引书有在后得太誓中者，此盖出大传或其它故书雅记，不必即为彼时尚书已有太誓之证。大传载尚书逸文在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不得以伏书无太誓，便谓大传不当有其逸文；亦不得因大传有太誓逸文，即断为伏书有此篇也。由是言之，二十八篇者，汉初伏生之书；二十九篇者，宣帝以后夏侯。欧阳之书。欧阳经又为三十二卷者，以后得太誓析为三篇，又以书序自为一卷，故三十二。不为书序作章句，故志有欧阳章句仍三十一卷矣。
古文经四十六卷者，今文所有之二十九篇，古文悉有之。又于其中出康王之诰于顾命，是为三十；多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故四十六。其为五十七篇者，十六篇中九共为九，三十篇中盘庚。太誓各为三，为五十八；武成逸篇亡于建武之际，故五十七。班于总目据旧题，于注据见存耳。云“不备过半“者，此据当时学官传习尚书二十九篇言之。书本百篇，今于二十九篇中析盘庚。
太誓各为三，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过三十四篇，亡逸者尚六十六。若以古文经五十八篇计之，则不备者止四十二，不云过半矣。“习者不知“者，汉书刘歆传：“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以尚书为备。“臣瓒注云：“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论衡正说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惜乎！书序之不如易“者，书序谓百篇之序。今文尚书之有序无序，说者各异。
陈氏寿祺力主今文有序，讨论经传，举十有七事以证之。其第十四证即据法言此文为说，详见左海经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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