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吾心之素安者也;害人之心、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终不安者也。达安于所不安,则仁义之道得矣。
达不忍于所忍,即有达不忍之事;达不为于所为,即有达不为之事。孟子本列仁义而分言之,然由人心人路之说,亦可谓不忍者心,不为者事。盖有不忍之心,则必不为残忍之事。仁自有义,义即是仁,仁义之道本一也。如齐王不忍觳觫之牛,则舍之而不以衅钟,若达不忍之心以及百姓,则必不为兴甲兵危士臣之举矣。格物之道,格通身家国天下,而身家国天下,正非悬空无事而格之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不亲反其仁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大有事在。
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只此一言,而仁义皆备。不忍,仁也,达之于所忍,仁也,有义焉。
不忍不为,浑然仁义。故孟子指之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达不忍于所忍,达不为于所为,亦浑然仁义,故孟子亦指之曰仁也义也。惟真心之发全体仁义,故纔一充达,亦全体仁义。人岂患仁义之高远哉!然当其发当其达,则全体而尚有所忍、有所为,则心体之全量未复也,必充之而至于仁义不可胜用,则心体之全量复矣。故曰: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足以保四海。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孔门专求仁,而所指示之工夫即是义。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三省、颜子四勿,皆是也。孟子并提仁义,而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求仁必由集义也。呜呼,知致知格物之道者,仁义之道备矣。盖未有致浑然一体之知,格通身家国天下之物,而于身家国天下之事不得其宜者。仁自有义也,于身家国天下之事得其宜,而后恰吾浑然一体之心,义即是仁也。故专言仁可,并提仁义可,止言致知格物可。
致知格物之旨,孟子发之无余蕴。孟子言扩充四端,岂非致知?四端非悬空扩充,必有所在,如达之于其所忍、达之于其所为,岂非在格物?大学自明明德于天下递推,而要归在于致知格物。孟子七篇,无非言扩充四端,岂非以去圣人之世未远,近圣人之居,又甚而私淑诸人,不失圣人之学脉乎!
吾人之良知,不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触发,本在于身家国天下之物。则扩充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良知,即在于格通身家国天下之物。宣王之不忍触发于觳觫之牛,今人之恻隐触发于将入井之孺子,四端触于身家国天下而发也。充不忍觳觫在于功及百姓,充乍见恻隐在于保四海,扩充四端即在于格通身家国天下也。曾孟之言,若合符节如此。
常人大要于利害不涉之境,私意即不作主,偶尔感触,真性勃然发见。故齐宣之不忍发于堂下之牛。若利害关切,私意作主,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则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无所不用其忍矣。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以非利害所涉之境,私意不作主故也。何不反而思之?吾人原有此真性,真性发见,恰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则于分人分我计较胜负者,岂非利害之私耶?一为利害,即有所忍,岂不伤我真性耶?
是有伤于人,即有伤于我。且其人未必受伤,而吾之真性受伤已多矣。圣人尽性以成圣人,吾人伤性至于为小人;圣人扩充以保四海,吾人不能扩充至于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呜呼,计亦左矣!
夫今之不能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止是彼我两人不浑然一体也。彼我两人浑然一体,则天地万物无不浑然一体矣。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岂非彼我两人哉?而怵惕恻隐之心,则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故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孩提之爱亲,稍长之敬兄,亦彼我两人耳,而爱敬之良知良能,则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故曰此仁也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今人彼我两人一体者其谁与!
所以工夫切近,止在格通人我,随时随地,惟心之所到一一格通,有所不忍达之于所忍,有所不为达之于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不亲反其仁敬,久则人我之习见日融,真诚恻怛之心贯注伦物,爱敬油然,人己浑然,深造天地万物一体之实地,自得而居之安矣。然则求仁之学,舍格通人我又奚适哉!
吾性浑然天地万物一体,故吾学在人伦日用中困勉力行格通人我者,所以困勉于人伦日用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