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无名”,与道家宗旨尤合。道为君道南面之学,为颜、闵、二冉之所传。治中国用仁义;以仁义洽全球,则致远多泥。道家集四科之大成,用人而不自用,与孔子论尧舜同。惟道家详大同,兼瀛海治法。宋元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仁义宗法,谨守勿坠。道家文字虽存,大而无用。学道者,又不知道德详百世以下治统专说,失其宗旨,以至为世诟病。此非道德之过,乃言道德之过;又非言道德者之过,时会未至,大而无当,不得不流于悠谬下论。
“言志”章,子路、公西华、冉求为政事言,语“王伯”之学。曾皙所言,与颜子农山宗旨全同。此章之曾皙,即农山之颜、曾;“异撰”即“皇帝”之所以异于“王伯”;“童冠”即用人而不自用;“春服既成”,即无思不服;“咏而归”,即“皇帝”褰裳而去。全为道家宗旨。司马谈《六家要旨》论道家云:“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云:“儒家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又云:“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
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势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其何由哉!”[论儒道之分,精核分明。大抵儒为中国方内之治,道则地中“黄帝”,兼包四极,综合八荒而成者也。]
“无为而治”,屡见于《论语》《诗》《易》,是为微言,而后儒顾非之。今考《庄子·天道》篇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虽落天地而不自虑也,辩虽凋万物而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而不自为也。
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庄子》所谓“无为”,乃君逸臣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之义。此《庄子》所以为德行科嫡派,而《诗》《易》之大师。后来说“无为”者,皆失此旨。
初考《周礼》,以为与《王制》不同,证之《春秋》《尚书》《左》《国》、诸子,皆有龃龉。因以为王刘有羼改,作《删刘》一卷。丁酉以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治法。书只五官,所谓“五官奉六牲”者,有明文。[《大戴》言“五官”数十见。]此“大统”以五官为主之说也。五官者,所谓五行之官。[《曲礼》:“五官之长曰二伯”。(按《曲礼》无“二”字)]皇帝有五官,亦如天皇之有五感生帝,合则五官共一统,分则每官自成一代,故每官不用官属,而用官联。
惟其为皇帝治法,故外史专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及王伯。又尺五地中及昆仑与神州,是合地球言之。邹衍海外九州,或以为必有传闻。不知《大行人》之九州,实以方九千里开方,即邹衍之九九八十一州也。与《职方》《量人》,一小一大,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