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必实爵，此定说也。乃经所称之侯、伯、子、男，非诸国本爵，考之故书子、纬，所言诸国爵亦与《春秋》同。《史记》据《谱牒》，因《春秋》，书“蔡桓侯葬”。经一称“侯”，《谱牒》遂以“侯”为蔡定称。又时祭烝尝有明文，春夏无之。时祭异说，如《王制》、《公》、《穀》、《礼记》、《左传》、《尔雅》、《孝经》互异，春夏异而秋冬不异。岂非据《春秋》为说，实无遗文可证乎？如以丧服为旧典，承用已久，同母异父之服，公叔木问子游，狄仪问子夏，子夏曰：“无闻乎。
”向左向右有明文，何至不守旧而冒昧是从乎？《曾子问》所言变礼，如有旧文，则自向检阅可也；不然，告以寻讨可也，何必刺刺徒劳唇舌乎？鲁行礼自有典册可稽，何行一礼，涉一疑，动向孔子门人请问乎？曾子、子游同习乎礼，似以袭裼始议而终服乎？典礼皆有明文，时祭自为典礼，何以传《孝经》者，仅就经文《春秋》立义，以为二祭乎？丧葬有一定之则，何以孔子往观季札葬，孔子葬，四方来观乎？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岂圣人一礼，人又一礼乎？
礼有成事，乐为世掌，孺悲乃奉命而学，太师反待孔子之语乎？三年亲迎，王朝旧典，子张、宰我以为疑，哀公、子贡以为问乎？礼乐出乎天子，知政知德，匹夫何有礼乐之可言乎？从可知：自夫子一出，而帝王之德皆变为一人之事，而佚闻实寡；后世所传习，皆孔子之说，而旧典全无。今欲于礼制指其孰为旧也，难矣！
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而其辨等威、决嫌疑尤为紧要。盖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为疏略。[大约与今西人相等。]诸侯实郊天，大夫实用八佾、反坫、三归。孔子新制，细为分别，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春秋》于大夫、诸侯尊卑仪注，极为区别。礼家、名家之学，全出于《春秋》。故孔子正名，子路犹以为疑，非周公已有此制也。使周公已有之，则人所共明。《春秋》与《礼》，斤斤分别仪注不已细乎！子学、名家大有益于治，原出《春秋》、《礼经》可见也。
孔子已创制，不得不以鲁郊为成王赐为失礼；八佾、反坫为僭。在当日，特为应行之礼。盖等威一明，上下分绝，故乱臣贼子惧，失为乱之资。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以此。
《诗》以《鲁》为文、《商》为质。[文主中国，即六歌之《齐》；质主海外，即六歌之《商》。]至新周合文质，乃为极轨，所谓“文质彬彬”也。孔子因旧文而取新义，其意全见于《诗》。《诗》者，六经之始基也。《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匹夫继帝王之统，即《论语·尧曰》章、《孟子》“由尧舜至于汤”章之所谓“闻知”、“见知”，以继帝王者是也。其所云“祖述”、“宪章”者，谓与帝王无出入，兼有其长，合为定制。《中庸》之考而不谬，《论浯》之兼用四代是也。
帝王之制由六经而定，谓为孔子制，可；谓为帝王制，亦可。惟兼采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为永鉴；因不尽因，革不尽革，既不可分属四朝，又不能归并一代，则不得不属之孔子。《春秋》因鲁史加笔削，《诗》与《书》《礼》《乐》，亦本帝王典礼而加笔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则《诗》、《书》乃孔子之《诗》、《书》矣。《仪礼》、《容经》，则本周之典籍。夏殷简略，又文献无征，以周为蓝本，自然之势。《论语》“郁郁”、“从周”，就简略言也。
《中庸》“今用”、“从周”，就无征言也。由此而加因革，过者抑之，不及加隆，“百世可知”，谓此也。本周礼修为《仪礼》、《容经》，亦怍亦述，与《春秋》无异也。乐以《韶》为主，兼用三代，《雅》、《颂》得所，正乐亦同于礼。孔子见世卿之害，教学宜开，于是早定师儒选举之计，预修四教，既行于一时，并欲推万世。四教中，《诗》虽言志，然与《书》为一汇，《礼》《乐》为一汇。《诗》以言志，《书》以述行，《礼》以治外，《乐》以养中。
所言不能参异，一定之势也。四教中以《诗》为纲，以《书》与《礼》、《乐》为目。然《诗》为空言，尚未明著，然后乃作《春秋》，以实《诗》意。所谓“深切著明”者也。孔子之意本在于《诗》，后来《春秋》说盛，遂全以《诗》说《春秋》。言“志在《春秋》”，不言《诗》之志，实则《书》《春秋》皆统于《诗》。特一为空言，一为行事。《春秋》与《书》《礼》《乐》皆主新制，同为孔子之书，非独《春秋》为然。
然《春秋》详人事典制旧文，严于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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