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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朱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虽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则亘古亘今,未始有毫厘之间也。故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以见天地之心焉。盖其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尚何以复生于内而为阖辟之无穷乎?此则动之端者,乃一阳之所以动,非指夫一阳之已动者而言之也。问:伊川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
曰:动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见天地之心。如十月岂得无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自若。元亨利贞,贞是结实归宿处。若无这归宿处,便也无这元了。惟有这归宿处,元又从此起。如此循环无穷。十月万物收敛,寂无踪迹。到一阳动处,生物之心始可见。十月阳气收敛,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惟一阳动,则生意始发露出,乃始可见端绪也。言动之头绪,于此处起,于此处方见天地之心也。不直下“动”字,却云“动之端”,虽动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动处。
凡发生万物,都从这里起,岂不是天地之心?】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复·六二传》。朱子曰:伊川此说,说得浑沦开阔,无病。此说固好,但说得太浑沦,只恐人理会不得。叶氏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曰“天下之公”;四端万善皆统乎仁,故曰“善之本”。】
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咸·九四传》。朱子曰:凡在天地间,无非感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如雨便感得旸来,旸已是应,又感得雨来。寒暑昼夜,无非此理。如父慈则感得子孝,子孝则感得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因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与应。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应。问:感应之理,于学者工夫有用处否?
曰:此理无乎不在,如何学者用不得?“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这道理。】
天下之理,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惟随时变易,乃恒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恒·彖传》。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谓,故昼则必夜,夜而复昼;寒则必暑,暑而复寒。若一定,则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今日道合则从,明日不合则去。皆随时变易,故可以为常也。所谓不易者,亦须有以变通,乃能不穷。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
父子固是亲亲,然所谓“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则又有变焉。惟其如此,所以为恒。论其体,则终是恒。然体之常,所以为用之变;用之变,乃所以为体之常。能常而后能变,能常而不已,所以能变。及其变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说“变而后能常”,非是。】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以渐磨而进。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天下自弃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则与人同也。
惟其有与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革·上六传》。问:“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孟子“非天之降才尔殊”,语意不同。朱子曰:孟子之说,自是与程子之说小异。孟子只见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气禀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灭若敖,是气禀如此。须说到气禀方得。程子说得较密。言非礼义,以礼义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贼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自谓不能而绝之以不为,自弃绝也。自暴者,刚恶之所为;自弃者,柔恶之所为。习与性成,而至于相远,则固有不可移之理。
然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夫岂有终不可移之理?当从伊川之说,所谓虽强戾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也。孔子说“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气质,实有如此者,如何必说变得?所以谓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气质之性。伊川却只说得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却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