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为是固见诸行事之验，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证之。夫谓“《春秋》为天子之事”者，谓其时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赏人之功，罚人之罪，诛人之恶，与人之善，盖亦据事直书，而褒贬自见，若士师之断狱，辞具而狱成。然夫子犹自嫌于侵史之职，明天子之权，而谓天下后世且将以是而罪我，固未尝取无罪之人而论断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时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训于后人”。
法未及明，训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杀人、比于乱逆之党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惮者所不为，而谓圣人而为此？亦见其阴党于乱逆，诬圣言而助之攻也已！
或曰：“子之言则然矣。为是说者，以《伊训》之书‘元祀十有二月’而证周之不改月，以《史记》之称‘元年冬十月’而证周之不改时，是亦未为无据也。子之谓周之改月与时也，独何据乎？”曰：“吾据《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则《伊训》必不书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时，则《史记》必不书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与时也，则《春秋》亦必不书曰‘春王正月’。《春秋》而书曰‘春王正月’，则其改月与时已何疑焉？
况《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汉《律历》至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说，皆足以相为发明，证周之改月与时而予意直据夫子《春秋》之笔，有不必更援是以为之证者。今舍夫子明白无疑之直笔，而必欲傍引曲据，证之于穿凿可疑之地而后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则冬可以为春乎？”曰：“何为而不可？阳生于子而极于巳午，阴生于午而极于亥子。
阳生而春，始尽于寅而犹夏之春也；阴生而秋，始尽于申而犹夏之秋也。自一阳之复，以极于六阳之干而为春夏；自一阴之姤，以极于六阴之坤而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武王、周公其论之审矣。若夫仲尼夏时之论，则以其关于人事者，比之建子为尤切，而非谓其为不可也。启之征有扈曰：‘怠弃三正。’则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而后有矣。”曰：“‘夏时冠周月’，此安定之论，而程子亦尝云尔。曾谓程子之贤而不及是也，何哉？
”曰：“非谓其知之不及也。程子盖泥于《论语》‘行夏之时’之言，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盖推求圣言之过耳。夫《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而《春秋》者，鲁国纪事之史。议道自夫子，则不可以不尽；纪事在鲁国，则不可以不实。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虽建子而不改时与月，则固夏时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时’云乎？程子之云，盖亦推求圣言之过耳，庸何伤？夫子尝曰：‘君子不以人废言。’使程子而犹在也，其殆不废予言矣。
”
○书东斋风雨卷后 【癸酉】
悲喜忧怿之形于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为愁苦凄郁之乡，而今以为乐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欢愉之地，今过之而叹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寻于无穷，亦何以异于不能崇朝之风雨？而顾执而留之于胸中，无乃非达者之心欤？吾观东斋《风雨》之作，固亦写其一时之所感遇。风止雨息，而感遇之怀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犹讽咏嗟叹于十年之后，得非类于梦为仆役，觉而涕泣者欤？夫其隐几于蓬窗之下，听芹波之春响，而咏夜檐之寒声，自今言之，但觉其有幽闲自得之趣，殊不见其有所苦也。
借使东斋主人得时居显要，一旦失势退处寂寞，其感念畴昔之怀，当与今日何如哉？然则录而追咏之，无亦将有洒然而乐，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为真有所苦，而类为垂楚不任之辞，是又不可与言梦者，而于东斋主人之意失之远矣。
○书察院行台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驻军上杭。旱甚，祷于行台，雨日夜，民以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师。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复雨。登城南之楼以观农事，遂谒晦翁祠于水南，览七星之胜概。夕归，志其事于察院行台。
○谕俗四条 【丁丑】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叛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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