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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稼书先生问学录 清 陆陇其
原序
或有问于余者曰：“陆稼书先生所著，有以《问学录》名者，何义也？”余应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于《四书讲义》与《困勉录》，不既彰彰乎？兹编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问学’并见于《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谓考亭主于‘道问学’，象山主于‘尊德性’之说，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为说，谓‘心即理’，是以心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质诸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无失焉否也。
至其教授弟子也，止于主静，于是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顿悟之效。其以主静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质诸伊洛所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者，又无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学则不然矣：操存涵养，莫非明德性之当尊；而格物致知，兼以着问学之不可偏废。揆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较之二程，无几微之不合。其于象山，目之为禅学，方之为告子，岂非以其任心废学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哉？有明以来，正学或显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说，摽为‘致良知’一门，几欲举问学而废之。
天下之士，见其功业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词，随风而靡者比比也。稼书先生独毅然指其非而不顾，非诋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无两是，论无两可，此先生《问学录》所以见志也。今观其言，学术醇正，原本深厚，于近世诸贤所论，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学而未逮也，因为刊订是书，使天下知先生之书实与考亭相表里。而于卷中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问之意。盖正学既明，异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与较。而且聪明未一、识见未定之士，亦不至使是非邪正交杂于目前也。
”是为序。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后三日，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榕城之正谊堂。
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一
仪封张伯行孝先甫订，受业诸子仝校
陈几亭谓：颜山农以口舌陷狴犴，罗近溪变产脱之。山农视近溪家为外府，取用无厌。论学或不合，则披其颊。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难。而山农之妄取苛求，悉动于气，人欲横流。视彼制欲者，不应愧死乎？山农事见于邹南皋所撰近溪墓碑，几亭之论非过也。盖阳明致良知之学，苟无程朱格物之功，则所认为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认为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况山农、近溪专以自然为主，其弊又曷可胜道哉！
《余冬序录》论进言之法曰：“吕伯恭云：‘解人之怒，须委曲顺其意，然后徐以言语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却以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窦婴乃言夫名冠三军；宣帝正怒盖宽饶，而郑昌乃言宽饶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义之节：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黄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黄趋出。
次至任座［任座事出刘向《新序》］，座对曰：‘仁君也。君仁则臣直，黄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复召翟黄。秦王与中期争论［此事出《战国策》］，不胜，秦王怒。人为说秦王曰：‘此悍人也。适遇明君故也，遇桀、纣必杀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时，崔发驱曳中人，因系狱，台谏申救皆不听。李逢吉从容言曰：‘崔发驱曳中人，诚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务念。’上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
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释其罪。故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观上数事，可验矣。”又按：陈几亭曰：“凡性躁者，乘怒虽有智不及生，必使缓之而后智出。如敬翔之于朱全忠，往往以术缓之。缓之而后可以正谏。翔，助逆之人耳，然谏法可取。”观燕泉所述，则知当婉其辞；视几亭所述，则知谏又当宽其时。合而用之，其庶几乎？虽然，此皆为谏者言也。若受谏者，则岂可曰“若者激，若者骤”而不之听耶？
虽盛怒时，闻逆耳之言，亦当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〇燕泉、几亭所述，亦是救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吾君教公仲连“进士”之法为得其本。
《余冬序录》曰：“范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或曰：‘为宰相岂可不牢笼天下士，使知出于门下？’纯仁曰：‘但愿朝廷进用不失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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