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何必知出于我耶？’潘良贵除考功郎，迁左司。宰相吕颐浩从容谓良贵曰：‘旦夕相引入两省。’良贵正色对曰：‘亲老方欲乞外，两省官非良贵可为也。’退语人曰：‘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耶，自当擢用，何可握手密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补外。贤宰相如范纯仁，决不肯以术牢笼人；士大夫如潘良贵之贤，亦决不为人所牢笼矣。此一条，吾辈书诸绅，则闹热之际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
或问之，曰：‘吾恐为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职归，客或劝大中通韩侂冑书，曰：‘纵不求福，盍亦免祸？’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祸可惧而免耶？’陆务观有言：‘祸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祸弥甚。’此一条，吾辈书诸绅，则忧疑之际可以自安。”
张侗初谓：“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别。太分别，则不肖者无所容，而贤者亦局于所见而不化。且一分别，则天下贤不肖将有不胜分之患；不胜分，且有不胜混之患。此乱之道也。韩魏公三十年相业，其得力处，正在不欲分别黑白。”又作《涣羣论》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党’，而《易》称‘涣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党也。大羣为君子，而小羣则虽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于小人之无忌惮。何也？以有小人为之借也。
君子有一偏侧，不肖之人遂窥所向而投足焉：猎名者托其芳，负诟者营其窟，愤盈者张其势，毒螫者假其焰。荆棘载道，风波弥天，摧车覆舟，势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时魍魉而卒无所成：始于主气节而竟收占风转舵之人，始于明学术而竟引涂面丧心之辈。至于意见牢据，猜度横生，因此辈之是非为是非，奸类容而善类疑，其为累岂不大哉！故爱国家者，无狃小羣而失大羣也。”此皆切中东林诸君子之弊。
然顾泾阳之告王荆石，则曰：“谨厚一路人，以模棱为工，以调停为便，遇贤否不欲分明别白，混而纳之于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篱’；遇是非不肯直截担当，漫而付之于含糊，而曰‘吾能脱落意见’。久之，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宦机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国，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惩东京之矫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顽钝。其酿祸流毒，殆有不可胜言者。此正孔子所谓‘德之贼’，孟子所谓‘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也。
三代而下，高官大禄，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遏之犹恐不能绝，而况树之帜而导之趋乎？”此又切中末世庸人之病。然则士君子处世，果当何如？曰：“是在先正其本，旷然无我，而惟以天下国家为念，其积诚已足风世矣。而其语默刚柔之节，则又因乎其时，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谓‘信而后谏’也；因乎其地，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贤否不可不辨，而不宜处之以刻，使之无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伤于讦，使之穷而思逞也。
忧时之心弥笃，而能渐以导之；抗节之意弥坚，而能婉以出之。不为西京之顽钝，亦不为东京之矫激。此所谓‘君子而时中’，此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几乎！不然，徒知恶矫激而不知其入于乡愿，徒知恶乡愿而不知其入于矫激。虽如魏公之不欲分黑白，忠厚莫甚焉，是从天下国家起见，而非乡愿也。然使一槩如此，岂得无弊？虽如泾阳之正直，尝自谓‘吾辈持濂、洛、关、闽之清议，不持顾、厨、俊、及之清议’，是亦从天下国家起见，而非徒矫激也。
然终不免于矫激之祸。为君子者，可不慎哉！况矫激之弊，世必且共转为乡愿；乡愿之弊，世必且共转为矫激。是二者，又适相因也。是以天下务在于平，而君子惟贵于中。虽然，《尚书》有直、宽、刚、柔之教，则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时已然矣。是又赖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长而导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于正直，正直者不病于忠厚，而乡愿与矫激者皆不得而托焉。则东京末流之祸不见于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几矣。”〇盖正直、忠厚，处世之道只此二端。
所难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讲分寸而各持一说，则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论语》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答吕伯恭书曰：“‘斯民’，是指当时之人而言。今世虽是习俗不美，直道难行，然三代盛时，所以有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于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圣人之意，是言直道可行，无古今之异。”此说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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