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必究问。”非洞见民隐，何以及此？自盐法变而回纲无所得，败舟亡卒，处处有之，转为贼盗，不可胜计。此二事，杨龟山尝举以告钦宗。有国有家，皆不可不知此。
“明则诚”可举，“诚则明”不可学也。学为“诚明”，则如告子之“不动心”，荆公之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
圣贤言“心”，有与“事”对言之者，有包“事”而言之者。如孟子之言“仁心”、“仁政”，此以心与事对言之者也；《牵牛》章言“心”，则包事而言之者也。有与“理”对言之者，有包“理”而言之者。如《论语》“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此以心与理对言之者也；如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包理而言之者也。“敬”、“义”亦然。龟山云：“‘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与义本无二。所主者敬，而义则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实义亦敬也。
”故孟子之言义，曰“行吾敬”而已。
观子产不与韩宣子环，则蔺相如之完璧不足道矣；观行人子羽却楚围之入，则相如渑池之会非万全之策矣。龟山以相如为“暴虎冯河”之徒，信然。
龟山谓：“周勃起布衣，盖椎朴鄙人。以其厚重，故可属大事。则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胜也。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至论公孙弘辈，若发蒙尔。夫汲黯之直，为天下敬惮如此，予独疑其狷忿褊迫，临大事不能无轻动。轻动则失事机，难与成功。故武帝谓‘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于此乎？”龟山此条，即大程“不欲掇拾臣下短长”家法。顾泾阳自谓“持濂、洛、关、闽之清议”，恐尚未见及此。又，或问：“以匹夫一日而见天子，天子问焉，尽所怀而陈之，则事必有窒碍者；
不尽则为不忠。如何？”龟山曰：“事必须量浅深。孔子曰：‘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当以渐，而不可以浚。浚则凶矣。假如问人臣之忠邪，遽与之辨别是非，则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为邪，以邪为忠。语言之间，故不无委曲也。至于论理，则不然。如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则当言‘何必曰利’，不直则道不见。”此一条，与论汲黯意思同。
夫子谓“辞达而已矣”。然必先明理、养气，然后所达者皆温柔敦厚、光明正大之言。不然，亦自远其所见，而非夫子所谓“达”也。龟山谓：“子瞻诗多讥玩，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事争气。”此不知“温柔敦厚”也。又二公所见皆非中道，此不知“光明正大”也。是皆非不能达之病，病在不能明理、养气。
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龟山谓：“论事当问事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今人如此劫人者甚多，君子不可不知戒。且吾言而人不信，正当内自省，必吾平日之诚信未足服人耳，如何反以此劫人？”
龟山谓：“郭汾阳不问发墓之人，虽古之齐物我者不能过。”愚谓汾阳此事未尽善。发墓亦不可不问，但当问之有方，不可逆亿以启衅，及株连无辜耳。或知其人而有社鼠城狐之嫌，则问而不穷治可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圣人何从知之？必也其征之言行乎？视听言动之间，博文约礼之际，无违焉，则心无违矣。圣人之观人，犹良医之视病，见其表，知其裏。
愚尝有《告子、阳明之辨》，曰：“时说谓告子守其空虚无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为禅定之学，其实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为应事之本，盖近日姚江之学尔。然既不能‘知言’、‘养气’，则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应事？故犹自觉有不得处。虽有不得，彼终固守其心，绝不从‘言’与‘气’上照管。殆其久也，则亦不自觉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应事，则又为王介甫之执抝矣。故告子者，始乎阳明，终乎介甫者也。大抵阳明天资高，故但守其心亦能应事；
告子天资不如阳明，则遂为介甫之执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执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于执拗者也。然则学阳明者，其弊必至于执抝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资刚强，故成执抝；若天资柔弱者，则又为委靡矣。故为阳明之学者，强者必至于抝，弱者必至于靡。然阳明之徒，亦认告子为老、庄禅定之学，谓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如种树者专守其本根，不求其枝叶；若孟子言‘志至气次’，是谓志之所至，气必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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