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其大纲,其它节目可因则因,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
神禹生洪水时,只治得洪水,便是大纲;伊尹、太公生桀、纣时,只伐了桀、纣便是大纲;介甫生宋世,只能尊宋攘辽、夏,便是大纲,如何说不理会大纲?纤悉于细微处,却不甚好。此下多有好识议,却不似朱子平日酸腐口吻,可惜好资性,误用了工夫也。
太祖时,枢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简径,毕竟英雄的人做事自别。
说来极似知治体者,为学何不做「三物」简径工夫?学孔子删修许多虚文而反增之耶?
秀才好立虚论事,太祖当时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说,只是今日何处看修器械,明日何处看习水战,又明日何处教阅,日日着实做,故事成。
朱子看秀才之害如许透快,而自己蹈其中;论太祖实做之利如许确真,而自己全不做;口明心不明,乃至此乎!朱子亦为人误耳。
问:「秦、汉以下无一人知讲学明理,所以无善治。」曰:「然。」
秦、汉无一人知讲学明理,苍生之幸也;早如宋家书生,早如两宋矣。人有知太极图、近思录与太宗之诗、字、真宗之天书同一伎俩者,则孔子既亡之学可复,尧、舜已绝之道可续矣。
气有盛衰,真宗时辽人直至澶州,旋又无事,亦是气正盛;靖康时直弄到这般田地,亦气衰故。
宋儒论事,只悬空闲说,不向着实处看。如真宗澶渊之役是一时将、相有人,未经周、程、欧、苏辈禅宗、训诂、文字坏士习,惑人心,六军还可用,高将军还敢斥呵文墨之人。至靖康时,人心风俗坏惑已甚,杨时得罢荆公配飨,汤、汪等蒙高宗,使宗汝霖、李伯纪壮志成灰,秦桧竟杀岳忠武;虽寇莱公、高将军复生,乌救灭亡哉!朱子却归之气盛、气衰;抑知天地之气,人心之气,皆若辈衰之乎!此理不明,乾坤无复振之日矣。
神宗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曰:「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及至中朝倾覆,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
宋家时势,何容一日忘兵,弼乃曰「二十年口勿言兵」,真亡国之言。朱子称为「天下至论」,则朱子亦一弼也。盖书生自幼少耗其精神智慧于章句,迨中旬后便病弱,不能作一事,况行军事?自幼废却孔门兵、农、礼、乐时习旧法,全不曾着手,成断不能干济之身,遂坚就不欲干济之心;又不肯推服能者,而自小其大儒大言之架,遂轻之为弼,重之为桧,而天下事皆坏。不惟不做,而反忌人之做,一切说坏。呜呼!此局何日破,而圣人之道明,乾坤之气复哉!今世犹梦梦称富弼之相业,朱子之道学,真堪痛哭矣!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只因用介甫为相,遂误天下。使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
神宗之所以度越两宋人主者,正因不用公辈真儒耳;若亦如公之所言,又何聪明通晓之有?
神宗事事留心,熙宁初修许多兵备。○熙宁作阵法,令将士读之,未厮杀时已被将官打得不成模样了。○神宗大故留心边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只此三段,不惟超绝两宋,三代后不再见之贤君矣。为书生所乱,大业不终,使五百年苍生受祸。伤哉!○真英主。吾见通鉴一书生评云,「神宗昏庸」,何狂悖愚谬之甚也!
哲宗惜先帝旧卓,宣仁大恸。又,刘挚尝奏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知之。
哲宗惜先帝一旧卓,岂非孝子乎?宣仁遽大恸,何也?刘挚辈之人臣,晦庵辈之儒生,皆与老妇同心,凡经理两边之机芽亦不许动,哀哉!坏人心,灭天理,真有甚于杨、墨者矣。其如此局何哉!
徽宗召上蔡。
徽宗召上蔡,聘龟山,即知其为亡国之君矣;高宗相秦桧,用游定夫、胡康侯于要地,如出一辙,谁知其谬哉?
蔡京谋取皇阝、鄯,费四千万缗。
蔡京谋取皇阝、鄯,费四千万缗,何特笔标记也?朱门所恶也。蔡相之取皇阝、鄯,以其地自汉、唐来久为中国地也,以其为夏人肩臂也。复中国之地,断敌人之臂,大义也,大略也;即时势不宜,举措不当,总之为取人地而费也,而朱子恶之,必着其縻费之罪。宋家韩、马诸相,以至于亡,岁币两虏,正额一百二十五万五千;加以庆吊、聘问、输供,且贿赂其近幸权要,见诸野史遗文,辄言「更十余倍」,且岁岁遗之,此何名乎?何啻千百倍乎?朱子何不特笔标出也?是又轻侮鹏举,尊称秦桧之比例也。
钦宗无刚健勇决之操,纔说着用兵,便恐惧。
宋家君臣、道学、史官通病也,只道学还时而说体面话耳。
广问:「汉、唐来惟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曰:「议论胜亦自仁庙,熙、丰耳;若太祖时亦不过论当时欲行之事耳,无许多闲言语也。」
艺祖立国,已非做事之君。至后世又添出道学、文人两派,不能做一事,专能阻人做。
言及靖康之祸,曰:庆历、元佑间只是共相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动,被人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不乱?
呜呼!宋室之亡是庆历、元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