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米谷不免于粒弃，织女积缕以成丈匹、农夫积粒以满升斗，岂易致哉？况谷帛有用者也，钱币无用者也，孔琳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今分谷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由是观之，贡禹此策决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谷以代钱用者，官府尚当为之禁制，况立为之法乎？
桓帝时，上书者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
刘陶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夫欲民殷财阜，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徒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
臣按：刘陶所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饥者，以无谷也，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其余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不必计焉。不特此尔，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
吴孙权始铸当千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臣按：后世铸大钱始此。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齐高帝时，奉朝请孔涘上书曰：“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之患在于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之弊在于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以盗铸而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所以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四百余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得货之宜也，以为开置钱府，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则府库以实、国用有储。”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其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铜天生者也，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自古论钱法者多矣，惟南齐孔鋋所谓不惜铜、不爱工，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
铜出于天吾无所惜，工成于人吾无所爱，则其钱之为钱，体质厚而肉好适均，制作工而轮郭周正，造一钱费一钱，本多而工费，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况冒禁犯法而盗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来，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或为四铢，不知几变矣，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或为鹅眼蕡缳或为荇叶，又不知其几变矣，惟唐之开元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当三、或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变，惟其质制如开元者则至今通行焉。
惜乎世道降而巧伪滋，古钱之存于世者无几，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其文虽旧，其器则新，律非无明禁也，彼视之若无，作之者无忌，用之者无疑，销古以为今，废真而售赝，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为今之计，莫若拘盗铸之徒以为工，收新造之钱以为铜，本孔鋋此说别为一种新钱，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货，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请先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访缉盗铸所在，亲临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罚，就于其私铸之所立场开炉，
就用其徒以为工作，见丁著役，着籍定期，给廪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则铸作之工不征于民而得之矣。次敕内帑精选唐宋以来真钱，如开元、太平之类得数百万，发下户部，分散天下于阛阓市集所在，用绳联贯古钱百文，随处悬挂以为式样，使小民知如此样者是为旧钱，非此样者皆俾其具数赴官首告，官为收之，每伪钱十斤量赏以新钱六七斤，则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则鼓铸之铜不求之民而得之矣。
虽然，贫民之家仅有千百之钱，恃此以为生计，一日无之则失所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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