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官府改造动经岁月，彼安能待哉？请于未出令之先，预令内外帑藏拘刷无用之铜器、没入之伪钱，尽行送赴开炉去处，照样铸造，一年之后新钱既成，方行倒换之令，倒换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尽矣。夫然则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剂、今日之新规，行之既久，虽不能保其无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无害焉。所以为新制者当如何？曰每钱以十分为重，中间钱文必以古篆，或用年号、或别制佳名，其漫加识以楷书二字，上书“皇”、下书“明”，轮郭之旁周回凿以花纹，每文计用铜十五分，剉磨之余去五而存十。
新钱既成之后，又令天下输旧钱于官以易新者，将所得旧钱周以细纹如新钱制，其漫亦划以二字，或两旁或上下，然后散之，仍诏告天下非此二样钱不许用，而又申明废铜赴官中卖之律，鉟销为器者有禁，漏出外国者有刑，如此，则钱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兴作必约工计本，今耗铜而费工其多，如此国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之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轻重以铢，今之一两即古之二十四铢，计一钱则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则今一钱为古之七铢以上，凡造一钱用铜一钱，此开通元宝所以最得轻重大小之中也。此后之钱，如宋元太平、淳化之类皆仿此制，至今行之，后有作者皆当准此以为常法。
以上铜楮之币（上）
卷二七
▲铜楮之币（下）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秋，仿汉文不禁私铸，敕百僚详议可否，录事参军刘秩议曰：“《管子》谓刀布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繇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乎？
是设陷阱而诱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汉文帝放铸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亦不闻其大治，何也？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利以为人则上和于义而利在其中，利以为己则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圣人之制事无往而不以义，惟义是主，择其有利于人者而定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间为利之途辙孔多，钱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谓贫可使富、贱可使贵、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
上之人苟以利天下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上焉者不至为刘濞以灭家，下焉者不至为邓通以亡身，则利权常在上，得其赢余以减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赈贫穷、惠鳏寡，使天下之人养生丧死皆无憾，是则人君操利之权资以行义，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获其利也。《易》曰“利者义之和”，岂不信然。所谓操之之权奈何？刘秩曰：“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繇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繇乎是。
”是也。
宪宗元和中，敕禁私贮，见钱不许过五千贯。
臣按：昔人有言买田者志于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于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宪宗徒以钱重物轻之故，立畜钱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铸钱，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乃立监铸钱，凡民间铜器、佛像皆毁以铸钱。
世宗谓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乎？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臣按：世宗毁佛像以铸钱，毅然不惑，可谓刚明之主。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后又铸“太平通宝”，自后改元必更铸，以年号为文。
臣按：铸钱以年号为文始于刘宋孝建，宋自开宝每更一号必铸一钱，故每帝皆有数种钱，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号而铸十种钱。呜呼，铸铜以为钱，国固享其利矣，然铜炭于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于民，民得无受其害乎？矧供给官吏，监督匠役，镕液耗损、造作违式、辇运致远，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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