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圣祖未建极之前即创“大中通宝”，既登基之后又铸“洪武通宝”，暨太宗铸“永乐通宝”、宣宗铸“宣德通宝”，百年之间仅此四种钱，自时厥后未闻有所铸造，然未见民用之乏、国用之亏也。
宋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国用日耗。
胡寅曰：“铸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于他国，归于蛮夷，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财，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矣。”
臣按：刘秩有言：“铸钱之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繇在于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官禁之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永为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宋朝铸钱比前代为多，天下置监铸钱总二十六处，计其最多之年岁课至五百四十九万贯，韶州永通一监岁造八十万贯，他可知矣。
大抵国计仰给于此，所以当时铜禁最严，销钱为器者有罪，漏钱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铜之严，所以致铜之多，铜多则贱，贱则易致，鼓铸虽烦而民不致于甚困，王安石一变其法而国用日耗，为政者乌可轻变成法哉。（以上言钱）
《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曰（八成中此其四也）听称责以傅别。
臣按：傅别谓券书也，称谓代之以物，责谓责其所偿。此乃后世契券文约之始，特民间私相以为符验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书以通货物之有无，与后世交会、楮钞其用虽不同，而其以空文质实货，其原盖兆于是矣。
汉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县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臣按：后世楮币肇端于此。然其用皮为币用之以荐璧以朝觐聘享尔，非以此为用也，其制虽与后世楮钞不同，然不用金银铜锡为币而以他物代之则权舆于此也。
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钱而合券以取而钱，与券犹是二物，非若今之钞，即以钞为钱而用之也。
宋太祖时，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所繇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寻置便钱务。
臣按：此即唐人飞钱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给受有停滞之币、于钱之出入有减换之弊耳。
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
寇咸守蜀，乞禁交子。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吕祖谦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于蜀则可，于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行旅赍持不便，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以挟持，欲行楮币，铜钱却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臣按：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用楮为币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汉，三代以来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简竹册以书字，唐王玙乃用为假钱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铜钱而为行使之币哉？作俑者寇咸而成之者薛田、张若谷，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于天下后世，噫，可叹也哉！
天圣中，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至神宗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换谓之界，更换之际，新旧相易，上下相关，不免劳扰，我朝钞法一定而不更，可谓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以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会皆是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始取料于民，不复以钱为本矣。
高宗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内外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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