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感恩而思报，咸知所以媚爱于上，上下之情绸缪如一，有如《易》所谓上下交而志同者，岂非地天交泰之时乎。夫既泰矣，然又何忧之有哉？忧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盖不解于位则其纲常张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赖以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将永永有无疆之休矣。由是观之，德之在身为威仪，发于外为声誉，德乎德乎，其立纪纲之根本，而所谓不解者又其保纪纲之节度乎。
唐韩愈曰：“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纪纲而已矣。
”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也。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阙也。纪纲既正，则天下之人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赏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
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惟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苟非断自圣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刑赏，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哉？”
又曰：“人君为治之本在乎正心术以立纪纲。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朱子此解纪字与《诗集传》诚不同），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
”
又曰：“一二近习之臣，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甗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焉。
”
臣按：自古儒臣论为治之纲纪，莫切于唐韩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奸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胜大愿。
以上正纲纪之常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程颐曰：“天在上、泽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君子观《履》之象以辩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辩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书说命》曰：明王奉若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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