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贾公彦曰：“财主出责与生利还主，则同有货财者也。今以国服之法为之息利，犯令者违国法也，故刑罚之。”
吴澂曰：“属责谓转责使人而归之，而本主死亡，若其亲属贷还货财，则多寡之数或相抵冒，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而能为证者，乃受其辞而治之，否则不听也。”
臣按：借债取息，三代已前已有之，但必有券书而不可多取息耳。虽有死亡，苟有证佐，亦必追偿。先王体悉民情，为之通有无以相资助，使不至于匮乏，固不以为非也。近世乃有恶富人冒利者，一切禁革民间私债，其意本欲抑富强，不知贫民无所假贷，坐致死亡多矣。
司刑，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郑玄曰：“诏刑罚者，处其所应否，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贾公彦曰：“司寇断律之时，司刑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刑罚并言者，刑疑则入于罚故也。”臣按：后世于刑部问拟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意。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陆佃曰：“听讼若无简书可书之实状可据，则不听也。”陈澔曰：“有发露之旨意，无简核之实迹，则难于听断矣。”
臣按：《周礼》三刺，注谓“刺，杀也”，考之韵书，刺又训讯。司刺掌三刺之法，刺之为义当如刺举之刺，盖与讯同义也。若如注言，则是周人设官专以杀戮为事，方其听狱之初已怀杀戮之意，而豫为此官以待之，三代已前恐无此制。况所谓三刺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上以刺言，下即言讯，尤为可见。汉人设官以察举郡国而谓之刺史，盖亦以讯察为言，若如注言，则谓之杀史可乎？
成狱辞（掌文书者），史以狱成告于正（士师之属），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外朝之卿位）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当作“宥”）然后制刑。
陈澔曰：“成狱辞者，谓治狱者责取犯者之言辞已成定也，‘又’当作‘宥’，《周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亡，谓行刑之时天子犹必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上而下咸无异辞而天子犹必以三宥而后有司行刑者，在君有爱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义也。”
方悫曰：“狱正特刑官之属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长而已，专以一官之听犹虑不能无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参听之，以合乎公议也。三公参听之而狱之辞又成矣，于是以狱成告于王，若是以五刑治之可也。然以三宥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宥然后制刑也。”
臣按：本朝之制，凡有刑狱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狱上诸朝，及秋后处决，乃集文武大臣会审于外廷，即此制也。
孟氏使阳肤（曾子弟子）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朱熹曰：“民散谓情义乘离，不相维系。”
谢良佐曰：“民之散也，以使之无道、教之无义，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则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辅广曰：“民之犯罪有二，迫于不得已则使之无其道故也，陷于不自知则教之无其素故也。后世治狱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则喜矣，岂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则其意逸，逸则心放，放则哀矜之意不萌，其于断狱剖讼之际必至于过中失正有不自知者，惟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则哀矜之意生而喜心亡矣。详味曾子之言，至诚恻怛而体恤周尽如此，呜呼，仁哉！”
臣按：曾子教阳肤以断狱理刑之道，不言刑罚而以民散为言，朱熹释之曰：“民散谓情义乖离不相维系。”噫，为国而使民至于情义乖离而不相维系，则其国之亡也无日矣。盖君之于民相须而成，所以维系之以相安者，以情相孚而义相结也，所以使之至乖违离解而不相维系者，夫岂一日之故哉？盖民之所以聚而尊君亲上者，以上之人养之、教之、治之既有其道，又有其素故也。是以先王之于民，既分田授井以养之，立学读法以教之，又制为禁令刑罚以治之焉。
生业既厚，礼义复明，内有尊君亲上之心，外遂仰事俯育之愿，有比闾以聚其族，有井邑以聚其人，有室家以聚其父子、兄弟夫妇、亲戚，欢然有恩以相爱，秩然有序以相聚，驱之使散不肯也，况肯自散哉？后世民之所以易于散者，以上无聚之之道故也。饥寒迫身则散，徭役烦扰则散，赋敛重多则散，散则无情，无情则无义，无情无义则健讼之风起而争夺之祸作矣。此治狱者得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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