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经之书以《孙子》为首,盖以行兵之法,惟《孙子》为最精,诸家皆莫及也。考西汉《艺文志》乃谓《孙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考之《史记》,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且其文辞完全,而贯穿非笔削者也,其为孙武全书无疑。杜牧注:“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呜呼,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
夫自先王法制废坏之后,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犹知笃礼信、尚训齐,虽不纯于理道,然犹不尽悖之也,武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世争趋之,说者乃有“盘之走丸,丸不出盘”之喻,若然,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奇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皆非耶?虽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为富不仁”之语,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胜易,守胜难。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
臣按:吴起所谓可击者,虽主于击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击之形,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进,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谓父子之兵,桓文节制不过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不烦。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无不前死。
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刀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臣按: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高氏谓二子共说,盖截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于奇;起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虽然,据其书,言虽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则猜忌暴刻、寡恩鲜德之人,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则二妓,然所歌之辞虽有雅郑,其为妓则一也,听者取其音可也,其为人姑勿论。
《尉缭子》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师,将胜即主胜也,而为此言者,惩君之好胜者,欲其息兵耳。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击而怒,清不可事以财。臣按:所谓不制者,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不可受制耳。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劝励。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
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