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
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臣按《汉志》,《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盖战国时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术可知,今择其言之善者录出于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曰:“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则国之辅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行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虽苏轼、朱熹皆以为然,马氏《通考》则据宋国史谓“宋神宗熙宁中,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以为非逸之作。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言其为《问对》,或又别有一书欤?臣尝考,宋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至今袭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于六经。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汉《艺文志》:“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主官之武备也。
《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穴}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后世皆不复存,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
说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真赝相半,然以今观之,非但真赝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终胜于无,能取其长皆可用也。呜呼,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将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岂独弃其臣与民?盖弃其国也。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有天下国家者,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
孙膑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赵屠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娄敬曰:“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不能全胜。”李左车曰:“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晁错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帝王之道,出于万全。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田禄伯曰:“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穷寇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
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光武诏征邓禹还,曰:“毋与穷寇争锋。”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皇甫嵩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