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孤责之隐微之无欺，则执一砾石而谓太山之尽于是，亦乌知其涯际哉！
一二
文王当商命未改之时，犹然受商之鈇钺以专征，故无图天下之心，而后为大公无私。若孟子所以期当时之侯王者，则异是。周德已讫，而民之憔悴甚矣。天命须是教有所归，斯民须是令之有主，此亦有广土众民者义之所不得辞。则但行文王之政，不必心文王之心，而已无愧于文王。
况乎汉高之王汉中，秦已亡而天下裂，义帝之在郴南，初未尝正一日君臣，如夏、商世德相承之天子，为汉之所必戴也。至项羽之稔恶已盈，固不足以为盟主，分汉王于汉中，非所宜顺受之命。使汉君臣不以天下为图，徒保守一隅，养民致贤而一无所为，为之，则一吴芮、尉佗而已矣。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
到廓然大公处，却在己在人，更不须立町畦，自贻胸中渣滓。上审天命，下察人心，天理所宜，无嫌可避。使文王而当七雄、秦、项之际，上无可服事之故主，下无可推让之邻国，又岂得不以天命不可旷、民望不可违为大公至正之道哉！
七雄之不仁，项羽之不义，既恶剧于崇、密而必不可北面事之；苟有其德，允当其位，而当此两不相下之势，如项羽之不并天下不休者，又岂如四海乂安，仅保一方之三苗可舞干而格？则以天下为己任者，“勿贰尔心”，而夙夜以期乎必济，正以其身为天下用，而不徇小名小义以自私。藉令汉高而忘天下也，膜视此中国糜烂瓜分于项氏之手，又岂文王之所忍为乎？
乃若汉高之德愧文王者，则其所致之贤非伯夷、太公、颠夭、宜生之属，两生、四皓终不见庸，而滥以天爵施及哙伍；其养民之政，因陋就简，使五帝、三王强教悦安之大德斩焉不传于后世，斯以为周、汉醇疵之差别尔。若其图天下于秦、项之手而往必求济也，则与尧、舜、汤、文何异道之有哉？
一三
以手援嫂，自是惊天动地事。集注云“非若嫂溺可手援”，忒把手援看作等闲，坐为孟子“子欲手援”一语赚惑。孟子自缘淳于髡滑稽无赖，到底不屑与他正经说，只折合得他便休。其与告子、任人辈语，皆然。“子欲手援天下乎”，非法语也。
此处唯南轩及朱氏公迁看得精析不乱。嫂溺自是用常礼不得处，与汤、武征诛，伊、周放戮，大舜不告一例。若当时天下之溺只是正道上差错了，要与他整顿却易，只消得守道之常为之匡正，则事半而功已倍矣，何用似以手援嫂，做出者样非常事来！
故孟子之道，合则行，不合则止，犹男女无别时只依著授受不亲之常礼，便足整顿。自生民以来，一治一乱，圣贤看来全无诧异；而繇乱向治之时，为之拨乱反正，大经大法，如运之掌，固不消手忙脚乱也。其云“子欲手援天下乎”，谓援处与溺处各有登对，无事张皇，如嫂命滨危，须破礼合权耳。
一四
双峰说：“曾晢不私其口腹之奉，常有及物之心，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顺他。”此言害道不小。子之事亲，若在饮食居处之际较量著孰得孰失，得则顺之，失则逆之，即此便是不孝之尤。陈了翁云：“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见其有是，即见其有不是矣。
以余食及人，当甚好处？曾子、曾元皆处贫约，即撙节而俾无失肉，以得尽养，亦未便是不好。曾元胸中正执此道理与父母计较耳。且余食之所及者，果饥寒待此以为命者乎？或在童稚，或在仆妾，亦只是呴呴之爱。有如父索所余之财货，以授非所当得之爱妾，则固溺爱不明而陷于恶矣。
乃天下不孝之子，才于此辨是非，便做出逆天大恶来也不顾恤。故舜之琴、弤、干、戈，自非象之所宜得，然使父母欲以与象，岂便固执不与？“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则亦无是底父母也。凡此之类，父母即极其不是，也只欣然承顺。双峰云“要谕之使合于道”，一谕便是责善，责善便是争，争便是忤逆。父子之闲，各执一是以相讼，而人道灭矣！
若礼所云有过则谏者，自是关系行检大纲目处，岂在脔肉、杯酒、斗粟、尺布之闲苛求其得失！贵戚之卿，且必君有大过而后谏，况子之事亲耶？且过之大小，亦因乎人之生平。若文王、孔子以为父，则一举动之可疑，不妨以异同请益；若在瞽瞍，则但不格奸而已足。至于言行好恶之纰缪，一一而辨其得失，将终日疾首蹙頞于问安视膳之时，即欲求一刻之承欢而不得矣。
故唯亲之可谕于道而不怙其恶者，乃可施其几谏，要亦须于己所修之子职了无干涉，然后可见之言词。此非以避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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