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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学通论-清-皮锡瑞-第108页
是年文阙，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晋出晋乘楚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王接谓传不主为经发，确有所不见，以刘氏考证为左验，学者可以悄然无疑，刘逢禄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刘氏者，皆强说不足据。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
张杓曰，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纪事，昔之传春秋者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今所传惟左公，公依经立传，经所不书，更不发义，故康成谓梁善于经，王接亦曰，公羊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此而例之训诂之传，犹或可也，若左氏之书，据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则曰左氏春秋而言传，据严彭祖引观周篇之文，则言为传与春秋相表里，而不言是释经，据卢氏植王氏接，则谓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为经发，据高氏贺氏循，则并目之为史，是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故汉左氏传与春秋分行，至杜元凯作集传，始割传附经，妄生义例，谓传或先经以纪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一似左氏此书，专为解经义者，独不思经止哀十六年，而传则终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说，此十有一年之传，为先后何经，依错何经耶，甚矣其惑也，后儒不察，乃反依据杜本妄议左氏之书，唐权德与谓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宋王谓左氏贪惑异说，于圣人微旨疏略明，何异孙谓左氏疏于义理，理不胜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传附经，谓左氏专为释经而作，有以启之也，昔人谓三传作而春秋微，余亦谓杜注行而左传隐，锡瑞案史记云，左氏春秋，汉志云，左氏传，近人据博士说，左邱明不传春秋，以汉志称传为沿刘歆之误，此独分别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以左传为载记之传，其说亦通，南齐书陆澄传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据此则服子慎知经传有别，故但释传而不释经，贾景伯则经传并释，杜从贾，不从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后服杜并行，卒主杜而废服，盖以杜解不经，服解无经之故，不知经传分行，实古法也，刘安世曰，公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未尝言之，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据此，则左氏经传，当各自为书，宋人已见及之，可为刘逢禄先路之导。
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
杜预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邱明之传，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邱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以去异端，盖邱明之志也，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疏曰，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邱明，公关梁，及毛公韩婴之为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外，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锡瑞案据杜孔之说，杜之集解，异于先儒者有数事，古者经自经，传自传，汉熹平石经，公羊有传无经是其证，杜乃分经附传，取便学者览，此异于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经，先儒多引公二传以释经义，汉儒家法，尚无臆说，杜乃尽弃二传，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如以周公为旧例，孔子为新例是，此异于先儒者二也，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徵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杜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异于先儒者三也，杜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崖略，杜举四家而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于此辈，其说非是，南北分立时代，江南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当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则服注盛行可知，据世说新语云，郑君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子慎，则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北方诸儒徐明传服注，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诸人，卫冀隆申报难杜，刘炫作春秋述义，攻昧规过，以规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则崔灵恩申服难杜，虞僧诞又申杜难服以灵恩，秦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