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锡瑞案刘氏但晓史法，不通经义，专据左氏，不读公，故不知春秋为尊亲讳，其书不书，皆有义例，非可以史法善恶必书绳之，左氏传云，孙宁出君，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夫子以为臣出君，不可训，故更之曰，卫侯ぅ出奔齐，以君自出为文，天王狩于河阳，
其义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是隐讳之义，左氏亦知之，而续经云，齐陈恒执其君，于舒州，则与春秋不书孙宁出君之义相背，是左氏于春秋隐讳之旨，半明半昧，刘氏则全不知，夫吴为伯主，故耻不书，公及戎盟，本无庸讳，且及戎盟，隐桓二年凡两见，刘举桓而失隐，知其读春秋不熟矣，刘氏又曰，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反不讨贼，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案刘氏此说，亦由不解隐讳之义，郑伯髡原如会，
卒于操，公羊传明以为隐，以为弑，以为为中国讳，楚子卷齐侯阳生卒，公羊无说，左氏亦但于郑伯之卒云，以疟疾赴于诸侯，楚郏敖齐悼公，左氏以为弑，而不云以疾赴，刘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据，反不讨贼，本晋史之旧文，药不亲尝，由君子之听止，是二君之弑，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旧文书之，以著忠臣孝子之义，若齐郑楚三君，其国无董狐之直笔，国史本不书弑，夫子岂得信传闻之说，遽加人以弑逆之罪乎，至郑伯隐讳，又是一义，刘氏不明其义，
而并为一谈，斯惑矣，鲁桓弑隐，但书公薨，刘氏以为董狐南史各怀直笔，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不知南董非崔赵之臣，故可直书，孔子是鲁臣，于其先君篡弑，不可直书，刘氏在唐，曾为史官，试问其于唐代之事，能直书无隐否，乃以此惑圣经，并疑孟子之言为乌有，固由读书粗书疏，持论犷悍，亦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也。
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圣经其惑始于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已正其失且刘氏受惑之处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纪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又案晋自鲁闵公以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斯则闻见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
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必阙，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乎，又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至于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辞，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
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锡瑞案刘氏据左传而疑经，谓经全因旧史，已是大惑，又据竹书而疑经，谓经何以不改旧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实始于杜预，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论汲冢书云，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后，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胡渭曰，竹书纪年文意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案胡氏此说足解杜氏之惑，
即足解刘氏之惑，春秋传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为魏文侯师，魏人必有从之受春秋者，纪年作于魏哀王时，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书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书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书为之，而益坚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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