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思著书年代先后，具有明徵，但有后人袭前人，未有前人袭后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纪年，在百年后，犹之史记在汉书前，三国志在后汉书前，若有谓史公袭班书，陈寿袭范书，人未有不哑然笑者，杜氏之惑，何异于是，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经于仲尼，则其书多与汲冢纪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刘惠卿名贶，著书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于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
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刘之此论当矣，且经书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释云，鲁故也，以为是纪大夫裂之字，缘为鲁结好，故褒而书字，同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则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亦依此文而书，何哉，此是明验，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
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同，其称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则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案刘贶陆淳皆唐人，曾见纪年全书，其说可凭，陆年辈后于刘知几，其说正可刘，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夫子褒贬之特笔，远胜刘说以为出琐语晋春秋矣，陆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也。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刘知几说春秋虽谬，犹知春秋左传之分，共论史体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二家经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当分为二，不当合为一也，古经传皆别行，据汉书艺文志与左传序孔疏具有明证，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专主公羊，故直以公羊为春秋，后世孤行左传，又直以左传为春秋，
公羊字字解经，经传相附，以公羊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经，经传不相附，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以左氏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经正义，春秋主左氏传，公羊梁虽在中经小经之列，而习此二经者殆绝，唐时如啖赵陆兼通三传者甚少，如陈商能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史者，更别无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经注疏，公称公羊梁，左氏称春秋左传，明以春秋专属左氏，而屏公于春秋之外，夫以公之字字解经者，不以春秋属之，左氏之本不解经者，
独以春秋属之，宜乎学者止知有左氏传，不知有春秋经，圣人之作经为万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迈容齐续笔，有绍圣废春秋一条云，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黄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卡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说，彼悍然废春秋者，罪诚大矣，然亦岂非唐宋以来不尊春秋，有以阶之厉乎，
宋人以春秋专属左传，由于唐作正义但取左传，汉人以礼经专属仪礼，而唐作正义但取礼记，故后世以礼记取士，论者讥其舍经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有解仪礼数篇之义，而非尽解仪礼，不得全谓之传，若左氏明春秋之传，传又不与经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经用传，较之舍仪礼而用礼记者，盖有甚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春秋，继以左传公羊梁，分别尚晰，学者当知如此分别，则经传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专属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
能诠择经义，解说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专考长历地名人名事实，或参以议论者，止可入左氏家，以与圣经大义无关，止可谓之史学，不得谓之经学也。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陈寿祺曰，窃观孟子方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之曰，卫侯ぅ出奔齐，晋文公召王而朝之，孔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孔子书孟子卒，而不书夫人吴，此其增损改易之验，见于经典者也，华督得罪于宋殇公，
名在诸侯之策，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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