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即一字褒贬也，谓书字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亦即一字褒贬之旨，正谊明道，权衡万世，惟在春秋一经，若置经而求传，舍义而论事，则不过较量齐鲁之短长，宋襄晋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王者之迹，故孟子断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鲁之旧史，止有其事，则齐桓晋文，而无其义，故孔子裁之以义曰，共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是经不是史，重义不重事，妈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证之，左氏叙事详而释义略，
仍如鲁史其事共文之旧，非但侈陈桓文，春秋虽褒桓文，实与而文不与，孟子深于春秋，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盖裁之以义，不当侈陈其事，并晋悼之霸，亦侈陈之，何劭公不许晋悼之霸，郑君以为乡曲之学，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犹无足道，何论晋悼，以郑君之学而所见如此，何怪后之学者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用啖助语，或且乐道阴谋诡计，如魏禧作左传经世，又纂左氏兵谋兵法，以张其，与春秋无义战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谓止说得伯业权谲，
更开眼不得者，试思春秋为王道作，岂专论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虽粗，即指胡安定孙泰山诸人，胡书不传，孙氏尊王发微论虽近苛，尚能比附春秋之义，以共重义不重要，是经不是史，故文字虽粗，而与圣人之旨犹近也，后来止说伯业权谲，虽由其人识见卑陋，亦由专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经，而其流弊遂至于此，以其重事不重义，是史不是经，故议论猥多，而与圣人之旨愈远也，学春秋者，观朱子之论，可以审所去取矣。
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凡书必有关系，有用处，然后人人尊信诵经，若无关系，无用处，虽间存于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诵习者鲜矣，汉人之尊春秋，在易诗书之上，一则以为诸经，止是孔子赞修，不如春秋为孔子手作，二则孔子赞修诸经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义，显然可见，三则诸经虽为后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之显，故为汉定道，多专属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决时事，是汉人以春秋为有关系，
有用处，人人尊信诵习，由专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传出而一变，左氏自成一家之书，亦未尝与公羊抵牾，而偏护古文者，务张大其说，以异今文，自刘歆韩歆欲以左氏立学，为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对愈甚，贾逵已将臆造之说，为左氏之说，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犹采公，至杜预出，乃尽弃二传，专执韩宣周礼在鲁一语，以左氏传五十凡例，尽属周公，孔子止是钞录成文，并非褒贬笔削，又安得有微言大义，与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预所说，
春秋一经，全无关系，亦无用处，由于力反先儒之说，不信汉儒之论，不顾孟子之文，以致圣人所作之经，沈废搁弃，良可浩欢，啖助在唐时，已云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采，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盖左氏传本是史籍，并无春秋微旨在内，止有事实文采可玩，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左氏传专行于世，春秋经义，委之榛芜，啖赵陆始兼采三传，不专主左氏，推明孔子褒贬之例，不以凡例属周公，虽未能上窥微言，
而视杜预孔颖达，以春秋为录成文而无关系者，所见固已卓矣，宋儒通学啖赵遗风，至程子出，乃于孔子作春秋为后王立法之意，有所窥见，其春秋传自序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后，论春秋者鲜知此义，惜其传作于晚年，略举大义，襄昭以后尤略书，止二卷，胡安国师程子，其作传大纲本孟子，
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说为据，本晁陈二氏之说，其序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锡瑞案胡氏以典庸礼命德讨罪，
为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为己任，足以发明春秋素王之义，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尤足证明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假鲁史以寓王法，即王于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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