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驯致太平者，全未梦见，孟子所称为天下一治，功可继群圣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专门，未心深求公二传，乃独能知微言大义，不惑于杜预诸人浅陋之见，由其学识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程子曰，大义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以证之，至于微辞奥义，时措咸宜，程朱以为难知者，学者能研求公二传，当知之矣。
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燕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因学纪闻引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介甫之言也，锡瑞案此诸说可为安石平反，然春秋之义，具在三传，安石过为高论，以三传不足信，则春秋不废而废矣，以春秋经为难知，何不深求三传，至于断烂朝报，
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一年之中，寥寥数事，信手抄录，并无义例，则是朝报而已，不信公家一字褒贬之义，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皆为阙文，万六千余字，而阙文百数十条，则是朝服之断烂者而已，如杜预孔颖达之说春秋，实是断烂朝报，并不为诬，若不谓然，则当罪杜孔，不当罪宋人矣，困学纪闻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
王应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条，继引朱文公说，盖谓朱子亦以春秋为难知，与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谓春秋义例，窥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乱宋灾故，既引以证程子所云大义，又云知如书会盟侵伐，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不过见鲁僭礼耳，至于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窥其一二者，朱子学最笃实，故于春秋之义，但言其分明可据者，
若其义稍隐，或不见经而但见传，则皆不敢信据，当时盛行胡传，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案胡传议论苛碎，多出公之外朱子惩胡传之苛碎，遂并不信公一字褒贬之义，以为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则仍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之说不合矣，朱子谓春秋自难理会，足见朱子矜慎，
远胜强不知为知者，但亦有矜慎太过处，胡传不可尽信，而公近古则可信，能深考公羊之微言大义，参以梁之例，又参以左氏所载事实，亦不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谓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则圣人往矣，安得复有圣人，以朱子之贤，犹不敢自信，安得复有自信，与圣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经，将沈霾终古矣，公羊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朱子病二书之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夫二书不得见，学者无如何也，三传犹幸存，学者所当信也，亦何必矜慎太过，而不措一辞乎。
论据朱子之说足证春秋是经非史学春秋者当重义不重事朱子曰，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说得圣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懔懔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一字不敢胡乱下，又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正谊明道，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
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霸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霸者作耶，若是为霸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以前春秋文字虽粗，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锡瑞案，据朱子之说，可知学者当以春秋为经，不当以春秋为史，当重春秋之义，不当重春秋之事，谓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
寓其褒贬，即借事明义也，谓一字不敢胡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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