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锡瑞案赵氏分别策书笔削，语多近是，春秋属辞，本此立说，孔广森深取其书，惟其收学非专门，
仍有未尽是者，如隐公不书即位以成公意，桓公书即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见弑，公夫人出奔曰孙，凡此等皆春秋特笔，未必鲁史有此书法，赵氏以为存策书之大体，是犹惑于杜预之说又信其师黄泽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国史之文，不知圣人口授微言，实是私修而非官书，不信古义，而臆造不经，故其所著集传属辞，仍不免有误也。
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正之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传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传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时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谓一字千金，孔疏解释详明，自宋以前，皆无异义，胡安国春秋传，始有夏时冠周月之说，
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子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年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义，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黄泽曰，
近世士大夫，多辟春春秋用周正之说，以为时不可改，甚者至以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释以周正，晦亦从赵岐，而近世说者以赵岐为非，则是并晦皆非之矣，此是本无所见，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为害不细，前世士大夫学问，未见有如此者，锡瑞案春秋本鲁史旧文，鲁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为周正，无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时事，必不擅改周历，以致事实不明，春秋之书无冰皆在春，此周正也，
若夏正则春无冰何足为异，又书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则十月陨霜，何足为异，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书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则六月建未之月，历三时不雨，至六月不得耕种矣，惟六月为周正建已之月，得雨犹可耕种，故春秋是年不书旱，亦不书饥，传曰，不为灾也，此显有可据者，乃胡氏诸人，好逞异说，此宋人说经，所以多不可从，朱子不以胡传为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为最笃实，
乃其弟子蔡沈解尚书，以为商周不改月，不守师说，殊不可解，春秋为后王立法，汉儒以为素王改制，实有可据，而后人必不信，春秋虽为后王立法，不能擅改时王正朔，宋儒以为夏时冠周月，实不可据，而后人反信之，是末师而非往古，岂非颠倒之甚。
论三传皆专门之学学者宜专治一家又各有所从入汉十四博士今文之学，今多不传，施孟梁邱京易，欧阳夏侯尚书，齐鲁韩诗，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犹存，梁亦存全书，此天之未丧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传虽存若亡，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已云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幸而唐人虽以左氏列于五经，而公羊为中经，梁为小经，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习者虽少，见李元璀杨所奏，而书犹不至亡，啖赵陆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赵陆之派说春秋，
多兼采公，故未至如韩诗之亡于北宋，惟宋尚通学，不主专门，合三传为一家，是合五金为一炉而冶之，合三牲鲁腊为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书，其义由孔子一手所定，比诗书易礼不同，学春秋必会通全经，非可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若一条从左氏，一条从公羊，一条从梁，一条从唐宋诸儒，虽古义略传，必不免于春秋失乱之弊，故春秋一经，尤重专门之学，国朝稽古，汉学中兴，孔广森作公羊通义，阮元称为孤家专学，然其书不守何氏义例，
多采后儒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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