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又不信黜周王鲁科旨，以新周比新郑，虽有华路蓝缕之功，不无买椟还珠之憾，惟何氏解诂与徐疏，简奥难读，陈立书又太繁，治公羊者可从通义先入，再观注疏，常州学派多主公羊，庄存与作春秋正辞，传之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诸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从陈立作公羊义疏，治公羊者，当观凌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义，乃刘逢禄所作释例，以求何氏条例，再鉴陈立义疏以求大备，斯不愧专门之学矣，许桂林作梁释例，柳兴恩作梁大义述，钟又作梁补注，
亦成一家之言，梁不传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时月日例，与公羊大同小异，详略互见，可以补公羊所未及，治梁者，先观范解杨疏，及许桂林释时月日例，许书简而有法，如公子益师卒传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晋也，何休废疾，已引公子牙季孙意如何以书卒难之，郑君所释，亦不可通，许据左氏公不与小敛，谓不与小敛即是恶，乃得其解，柳兴钟文皆据梁谨始，谓隐公之让，为不能正始，柳兴恩至以乱臣贼子斥隐公，夫以让国之贤君，
而斥为乱贼，则篡弑之桓公，将何以处之乎，春秋善善从长，必不如此深刻，梁恶桓而善隐，其义亦不如此之刻也，梁义例，多比附公羊，故治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梁，如梁桓二年传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证，成九年传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是比附公羊为亲者讳而失其旨之证，春秋为亲者讳惟鲁，昭二十一年传，东者东国也，曰东，恶之而贬之也，
是比附公羊讥二名而失其旨之证，若左氏不传春秋，亦有讥二名之说，云先名武庚，乍名禄父，则尤不知而强说者，治左氏者，先观杜解孔疏，再及李贻德贾服辑述，以参考古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综览事实，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学，于春秋之微言大义，无甚发明。
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近人说春秋者，俞正燮为最谬，其公羊传及注论曰，公羊传者，汉人所致用，所谓汉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谓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锡瑞案汉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梁，非尊公羊者，通经致用，乃西汉今文之学，简明有用，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非止春秋一经，俞云公羊集酷使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张汤，佞臣似指公孙宏，史记酷吏列传曰，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不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宏数称其美，又平准书曰，自公孙宏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据史记则宏汤希世用事，见公羊传有贬绝之义无将之诛，傅会之以行惨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为公羊罪案，则庄子云，儒以诗礼发冢，可以发冢归罪诗礼，王莽动周官，可以王莽归罪周官乎，
公羊传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孙宏受学胡毋生，则公羊成书，必不在宏汤用事之后，据俞氏说，似作公羊传者集宏汤之言为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汤，则胡毋生之前，酷吏佞臣为何人，更无可据，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后汉书应劭传曰，故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动以经对据，此则张汤用法尝询仲舒，《汉?
艺文志》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览》共载六事，引《春秋》义以断当时之狱，多以为某人罪不当坐，盖以汉法严酷，持议多归仁恕，与宏汤之惨刻异趣，《繁露?郊祀》封仲舒答张汤问凫鹜之类，亦不尽属刑法，则不能以张汤之法，归咎仲舒，尤不能归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书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吕步舒之狱，以俞氏之博，似并未见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诂曰，自王者言之，屈远世子在三公下，
引礼丧服为证，何氏解礼即不当，亦无关春秋大义，俞以此为何氏罪案，谓以己得公府掾之故，论古人当平心静气，不当锻炼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锻炼，谓何氏因己为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己为时相所扼，故卑抑三公乎，俞为董诰所扼，不得进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家说与孟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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