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锡瑞案郑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说，或以郑为牵合无据，亦非尽无据也，即以齐鲁二国言之，二国始封，在武王时，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尚父于营邱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时封地，盖仍殷制，孟子所谓为方百里是也，鲁至成王时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
鲁颂谱疏引明堂位以证，曰大启尔宇，鲁之封疆，于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旧封，何云大启尔宇，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与周官侯四百里合，盖得其实，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齐之益封，与鲁同时，史记又曰，太公于齐兼五侯地，郑诗谱曰，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地方百里，都营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
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与兼五侯地合，是齐鲁实有益地之事，如郑说，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郑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疏引郑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异义云，公羊说诸亿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
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许慎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郑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以服数来朝，其诸侯风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晋文公强盛诸侯耳，非所谓三代异物也，案郑注据周官而疑王制，以为文襄霸制，盖据左氏昭三年传郑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传，文王制之作，郑以为在赧王之后，其时左氏未出，非必引以为证，左氏又有岁聘间朝之说，
与昭三年传文不合，郑以为不知何代之礼，故不从许，案以左氏为周礼，遂并不从许案，以公羊为虞夏制也，王制与公羊合，当是古礼有之，即文襄创霸，亦必于古礼，其后晋法变而益密，故又有岁聘间朝之属，然则王制与周官不合，当从许君以为前代之制，郑以为晋霸之制，似未必然，惟岁聘间朝之属，郑以为说无所出，可断以为晋霸之制耳。
论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郊异义曰，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郑君虽不以王制为汉博士作，而礼周礼则显分轩轾，故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礼，而于朝聘直以为晋文霸制，并不以为夏殷之礼矣，郑志赵商问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备，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礼教不同，请问其说，
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又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又赵商问周朝而遂葬，则是殡于宫，葬乃朝庙，按春秋晋文公卒，殡于曲沃，是为去绛就祖殡，与礼记义异，未通其说，答曰，葬乃朝庙，当周之正礼也，其末世诸侯国，何能同也，传合不合当解传耳，不得难经，又赵商问祭法云，大夫立三庙，曰考庙，曰皇考庙，注非别子，
故知祖考无庙，商按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在，注云，大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锡瑞案郑君答问，可以见其进退诸经之大旨，折衷三礼之苦心，郑以周礼封礼记言之，则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以礼记对左传言，则礼记为经，左传为传，经可以正传记，传记不得难经，而以礼记祭法对王制言之，则祭法为周礼，王制为夏殷礼，礼家之纠纷难明者，据郑所分析，
已略有明据矣，惟郑以周礼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书，亦自有矛盾之处，郑君虽极力弥缝之，学者不能无疑，赵商问巾车职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时田猎，商按大司马职曰，四时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虽习战，春夏尚生，其时宜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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