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彼此并出，全文不易，断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锡瑞案汪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于毛氏引乐入窦公大戴朝事礼记内则之外，增入逸周书职方礼记燕义诗生民传三事，陈澧又考得杂记郑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记贾疏，大司马注疏四条，然此诸说，亦但可以证周官非刘歆作伪，而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定，后人必以为周公作，又以仪礼亦周公作，然则二书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见于孔孟书，春秋时人所称引，使人反疑不信，惟从毛氏之说，以为战国人作，方足以解两家之纷，
毛氏云，乡遂之官迥异朝庙，其所设诸属往往有不必计禄食者，周官一书总以官不必备四字，统概全经，虽设多名，而备实无几，其说可以解官多而禄不给之疑，又云，三等分国固有常制，然不无特设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赐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则不能限以百里，而就有特设约为之限，大约公不过五，侯不逾四，伯与子男以渐而杀，又云，五等分国，本造为设法之例，以统校地数，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谓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
其说可以解国多而在不足之疑，毛氏说经多武断，惟解周官心极细，论亦极平，而知仪礼不出周公，不知实出孔子，谓仪礼亦战国人作，因朱子家礼尊信仪礼，乃作昏礼辨正，丧礼吾说篇，祭礼通俗谱，诋斥仪礼，而自作礼文，致阎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礼之诮，则由不晓礼经传于孔氏，非周礼礼记之比也。
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汉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沿习日久，遂以早出立学者为今文，晚出不立学者为古文，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周礼说今礼戴说，或云，今大戴礼说，或云戴礼戴说，其中亦有大小戴所传十七篇礼经之说，非尽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也，十七篇礼之说，不尽今文，近人分别十七篇经，是古文说，经中之记，是今文说，而十七篇经文又有今古文之分，郑君传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是小戴所传十七篇礼，
当时通行字皆今文，郑以古经之字校之，取其义长者从之，故郑注十七篇，或经从今，则注云古文某为某，或经从古，则注云今文某为某，详见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此特即其古今文字传本不同者言之，非必义说之全异也，许君以戴礼为今说，则封周礼为古说言之耳，至若小戴礼记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梁，为今文说，祭法出于国语，为古文说，其言祭礼庙制不同，此显有可证者，近人又分别二戴记，以王制为今学之祖，
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取祭法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虽未必尽可据，而王制为今文大过，周礼为古文大宗，则显有可证者，即以官制言之，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
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谨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太公为师，无为司徒司空文，知师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郑无考，而据郑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制也，明堂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郑以王制今文说为夏制，必以周礼说为周制，其于许君无可知，三公九卿盖夏殷至周初皆同，据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可证六卿则周成王以后之制。
甘誓六卿，六军之将。据顾命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证汉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礼，故分设六部，其后沿宇文之制，既设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复重，议者多云可以裁并，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说必不相合，乃兼用两说，多设冗官，皆由经义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郑君兼注三礼，调和古今文两家说，即万不能合者，亦必勉强求通，论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没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国大小迥异，此万不能合者，惟郑君能疏通证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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