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為有餘；理之無法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一視其人。若文襄者，真其人哉。故每每舉之，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小公私懸罄，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時也。及當何公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據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物，時議濬。吳松白茅港方以費無所出，乃請以充軍諸費充焉，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
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息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與。此文襄之智，至今猶思之也。
知蘇州府况鐘，初由小吏事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鐘乃舉左春坊張宗硿。仁廟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外郡下僚，鐘何乃舉朕宮官。士奇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不意遽為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鐘知宗漣，亦可謂賢矣。蓋已有嚮用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大郡，繁劇難治，擢為知府。
至即黜屬官貪暴五人，庸懦十餘人，遂與周巡檢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儀舟船之費，羨餘皆為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除兔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此買辨。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毫髮於民。
遇災旱，輒發賑之，每活輒數十萬人，其惠利及於貧困者無窮。至九載滿去，闔郡民扣閽乞留，至八萬餘人，遂遣再任。後以疾卒，民競立祠祀之。
錄曰：耗者前此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者其此類歟。時上有仁廟之君，又有文襄之臣，鐘之智惠，若鴻毛之遇順風耳。不然以小史而干，朝廷薦舉之大宰相方且後之；以一守而厪八萬扣閽之人朝議方且從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
智
父子之智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錄曰：此大聖之獨見，度越於千古。其所以傳賢而不傳子者，决於此矣。夫危微之間，所冷毫末，乃聖愚之所由分也。開明之性，近於道心，然不能純乎天理，則其發之於言，必不能已於辯訟也。可見聖人折理欲於毫芒之間，苟有毫釐之不至，未有不以開明為睿，辯訟為才者，而況於苗之碩，子之惡乎。以是為典，後世猶有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盡出於己之下者。
然則，朱也，其超乎萬人之上矣。
《史記》：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中行，季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后賢，時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於是乃立紂。錄曰：帝乙之事，商家之不幸，抑天命之當終也。夫太史之爭，天下之正法也。是時紂母賢而子尚少，帝乙寧知其亡國而預易之耶。後世若扶蘇、楊勇之事，實人謀之不臧也。抑商以一微子不能立而棄之，而周乃更泰伯、伯邑考，皆舍長而立其次，豈非天命之有在耶。
周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娶太任，乃賢德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復用。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錄曰：升之為卦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周自古公以來，以允升居於上，而太伯仲雍以孚誠應於下，於是王季得升其虛邑無所疑阻，以至於西伯王業之興，豈偶然哉。向使太王無信順之明，太伯乏巽應之智，昌雖龍德剛中，無所用矣。可以見文王作易，得於家傳身體。其曰：王用饗於岐山，蓋實事也，豈無徵之空言哉。
孔叢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某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有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好。子思曰：唯聖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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