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
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
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
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穀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穀，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
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穀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穀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
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稭稈，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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