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贫民穫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
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
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暢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
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暢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
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
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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