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阴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
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未欲吏治之肃，则督、抚、籓、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籓、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
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鹴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於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於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籓、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究之州县，亦恃督、抚、籓、臬、道、府之威势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籓、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
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钜。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
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於家。所著书多行世。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傍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
嘉庆三年，卒。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充会试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乞养归，主讲五华书院，教士有法。连丁父母忧，服阕，起原官。 嘉庆三年，迁御史。时教匪扰数省，师久无功，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具得其状。四年春，上疏，略曰：“窃见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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