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后：原作「律」，据《长编》改卷一七二改。。今夫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陛下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令不已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
今陛下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论议不着盛德之事，后世将何考焉顾陛下令有司，人各以经史论议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浮：原作「桴」，据《长编》卷一七二改。。诏送详定大乐所。
皇佑五年九月十九日，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及新作晋鼓、三牲鼎、鸾刀。先是，锺磬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锺律〔者〕考定其当。然议者各安己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锺律考献，亲临视之。然古者黄锺为律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锺。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
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之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帝虽勤劳于制作，而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又新作鼓、鼎、刀，以补礼器之缺。以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复勒停人阮逸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内侍省内侍押班、左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上所定锺律，特迁之。王应麟《玉海》：刘敞献律、锺、鼎、鸾刀之铭四章，表曰：「陛下敕有司宿儒，据周汉旧典及魏晋以来百家之说，参核是非，以立锺律。
前后二十余年，及得其真、至详、至谨，无以加矣。律初就，以较尺寸，与司天景表正合，可谓得天。及以铸锺考其声，下王朴一律，如太祖之素；又因以兴神鼎、鸾刀，奉事郊庙。出于圣虑，稽合典训。」《律铭》曰：「律之长以立度，以轨天下。律之实以为量，以禄四方。律之重以起权，万物运焉。律之数以治历，四时不忒。律之声以和乐，以诏述作。上仪之天，阳晷既同；下揆之地，八风攸从。天地是符，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哲宗元佑元年闰十二月，杨杰言：「元丰中尝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
近见镇有《元佑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窃缘其乐先经仁宗制作，后经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不可用镇一家之说而遽改之。」遂撰成《元佑
乐议》七篇。其《议乐章》曰：「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堂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喜》、《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以《文明(文)[之]曲》进献祖庙，以《成安之曲》进呈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呈太皇太后，其名未正，恐难以施于宗庙朝廷。」《议秬秠》曰：「按《尔雅》曰：『秬，黑黍。』又曰：『秠，一稃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即无用秬之说。《诗》云『维秬维秠』者，盖秬是黑黍，秠乃一稃二米之黍，其种相异。
镇以为必得秠然后制律，臣未之前闻也。」《议量》曰：「臣元丰议乐时，常见镇所造铜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下为龠。上三下二，与汉制符矣。《汉(制)[志]》曰：『量，声中黄锺声：原作「升」，据《汉书律历志上》改。，始于黄锺而反复焉。』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锺，覆斛亦中黄锺之宫。』是时尝叩锺，所造铜量，其声不与黄锺相合。镇言后来所制量斛(上)[尚]用旧法，臣审知其不与汉制符也。若更其制，则臣不知也。
但以镇所造黄锺之锺，参考量声，则可知其声之中否。」《议锺》曰：「镇言『今太常锺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锺为率』，而摩以取律之合。故黄锺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得乎」《议声器》曰：「镇论声器之失，以为国朝李照以纵黍累尺，胡瑗以横黍累尺，皆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房庶之法以律而生尺，得古之制。镇用太府尺以为乐尺，下今乐一律有奇，以为得其理。
谨按(皇)[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间，听凤之鸣，以为律
吕。此造律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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