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北)[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惟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士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
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之臣，起于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须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
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马端临曰：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于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阳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于弃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长生都城，早游馆学，超取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后，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
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后工文艺者，皆剽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礼部贡院
言：「看详欲将贡举条制内解额，自后不得增添者，即用为旧额，依今施行。若曾经增添者，将新添人数并在贡举条制元额内，通计为数，然后于四分中解三分，永为定额。」又：「勘会逐州军解额人数不等，其间有二人、三人、五人、六人、七人者，虽折分数，今欲乞应请旧额四分中解三分，不满一人者并解一人。假设旧额十人，今四分中解三分，合解七人外，更有余分，即许解八人之类。每岁贡举，于三月一日起请。今既指定三年一开，欲乞除合开科场之岁依旧三月一日起请外，其余二年更不申请。
」并从之。
神宗熙宁二年三月九日，诏贡院依例贡举。上因问辅臣间岁与三年开贡举利害，或对曰：「远方应举，往来甚劳，人以为不便，故改间岁为三年。」上曰：「彼自应举，非有驱迫也，亦何不便之有 」又论科场之弊，以进士第一人例与馆职为非，及西北人材多废，以为贡举法当议而改，乃下诏详议。
四月，诏曰：「夫欲化民成俗者，必自庠序之教行；进贤兴功者，抑繇贡举之法用。前王致理，何以尚兹。朕博览古今，详求体要，思广得人之路，莫先养士之原。然而三岁设科，四方兴学，执经艺者或专于诵数，趍乡举者徒狃于文词，与夫古所谓三物宾兴之言，九年大成之业，亦已盭矣。朕念夫都邑之广，岂无茂异之伦；党遂之间，必有超绝之士。盖上之所求者既拘于程序，则下之所贡者或诎于阔疏。是则
虽有德行道艺之人，何繇自进于有司邪今兹诏下郡国，招徕隽贤，惟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若曰但循旧制，则无以一道德而奖进于人材。若将别为新规，则必当图悠久而详延于众论。惟是台阁之列，与夫禁近之联，必有猷为，固尝讲议，俾悉条于利病，思有助于搜扬。宜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内，具议状闻奏。仍令御史台牒催。噫!取士择人，兹圣王之先务；立法创制，亦贤者之存心。谅毋惮于讨论，且将观于趍舍。
咨尔有位，宜体朕怀。」
《文献通考》：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初，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黜其不通者。苏颂欲先士行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直史馆苏轼上议宜仍旧。上得轼疏曰：「吾固疑此。
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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