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诚以士久不贡则学废于闲肆，时旷难逢则人嗟于留滞。故易四载之旧，始为间岁之举。粤自更制，寖闻非便，乃以为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途之劳良苦。朕甚闵焉。载图事制之中，俾从更定之令，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应天下所解进士、诸科，并以本处旧额四分三分。内开封府、国子监以皇佑四年所解进士、诸科数各四分中以三分为额。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凭)限年取才，虽为法之末，力学从仕，乃服儒之常。
毋专文辞而忘操履之修，毋矜帖对而昧义理之当，服我明训，务祗乃心，庶几得贤，无愧于古。诏示中外，咸体朕怀。恩典不增，其贡举
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
《文献通考》：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趍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
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其间亦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于乡里取解者，往往和买监牒，妄冒户贯，于京师取解。自间岁开场以来，远方举人惮于往还，只于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于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
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于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于后，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窈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世)[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
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谓：原作「以」，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三改。，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却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取一人，盖已痛裁折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千余人而所：原作「所而」，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三乙。，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
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
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于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
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趍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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