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孝元初』疑有脱误。」今检《汉书》卷九，事系初元二年，当脱「二」字，据补。，诏以地震令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永光二年日蚀，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凡十六年间，一举直言，一举茂材。成帝建始二年，以元年灾异屡见，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河平四年，日蚀水灾，遣光禄大夫嘉等行濒河郡，举惇厚有材能、直言之士。鸿嘉二年，诏以数遭水旱，举敦厚有行、能直言者；元延元年，诏以日蚀星陨，令内郡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凡二十六年间，四举能方正直言。后汉光武建武六年日蚀，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七年日蚀，诏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凡三十二年，两举贤良。章帝建初元年地震，诏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五年日食，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凡十三年，两举直言。和帝永元六年，诏以凶馑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凡十年间，一举贤良方正。
永初元年日蚀，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各一人；五年，日蚀地震，诏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各一人。凡十年间，两举贤良。顺帝延光四年，京师大疫，诏公卿、郡守、相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永和六年日蚀，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者各一人。凡十七年间，两举贤良。
本朝但用两汉之名，而不用两汉之制，请自今更不与进士同时设科。若因国家灾异屡见，非特举擢贤隽，临时诏近臣审举之。其所举之人，宜如汉故事，亲策当世要务，罢秘阁所试六论。」
参知政事吴育言：「自三代以来，取士之盛，莫〔若〕汉、唐若：原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补，下同。。惟汉之兴，高、惠所未遑暇。至文帝十五年九月，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上亲策之，则有若晁错者出焉，是时即无灾异而举也。至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及元光元年诏贤良对策，则有若董仲舒、公孙弘者出焉，所举亦不因灾异。但策中语或及者，亦陈事之端耳。唐开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异等，咸令自举。
是年设直言极谏科。至宪宗元和间，制科之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观当时策目所访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务，可以覆视，固不专于灾异也。此汉、唐故事有足据者。其或因天变，又非时亲策者，则亦有之。厥后时(唐)[君]或居常自逸，谓毋阙政，及天灾已着，时蠹已形，然后下诏举之，欲救于临事。此则取士之弊风，而后王之末造也，岂足以为师矩哉。
陛下自复制科，于兹累年，随贡举而开，数适中，忽以一人之言，欲议变常之制，若必候灾谴而后诏举，非惟失建科之本意，且尤有不可者三：一则使天下贤隽之士滞淹，待灾异而进身，非所爱廉耻也；二则平居不询，造形乃问，非所以惧灾异也；三则轻改信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广贤路也。且汉、唐所立孝廉及进士等科，皆每岁常选，故制举不随而开。今礼闱凡数年一启，因以制举随之，则事适其宜，何害于时，须此纷易况灾异之出，不常厥期，或弥年所毋，则此举奚设或比岁而有，则于事大烦。
既不因乎天灾，又不随乎贡举，而曰非时诏举，语无端倪，乃是遂废此科。刍荛稍论，则言路有寄；饩羊一去，则礼意都(志)[忘]。今无故而更张，使遗材绝望，其伤国体，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令两制详定。若汉唐故事非专为灾异而设，则但当执守，毋令轻变，以惑心。臣曾应制举，毋容不知，知而不言，于罪为大。」
及中书进呈，帝以育议为是，不下两制详定，而降是诏。
《涑水记闻》：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仁宗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试阁下，试论六首。又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已上。其中选者不过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庆历六年，贾昌朝为政，议欲废之。吴育参知政事，与昌朝争论于上前，由是贾、吴有隙。
乃诏自今举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两制举乃得考校。
七月二十八日，命权御史中丞张方平、知制诰
彭乘、杨伟、集贤校理胡宿就秘阁考试制科。方平等上钱彦远、齐唐论六首。《大有上吉》、《三王之郊用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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