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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宋朝事实-宋-李攸-第59页
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曰：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收，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
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
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
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
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
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
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 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