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按：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於内地之壮郡。然《会要》言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虽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而熙宁十年以後再定之额，他郡皆增於前，而四蜀独减於旧，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
仁宗时，诏场务岁课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员监临。又诏取一岁中数为额，後虽羡益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户、苛留商贾，求羡馀以希赏（详见《酒税门》）。天圣中，有请算钱以助给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无，何可算也。”不许。又诏有司裁定岁课或不登而州县责衙前备偿者，立命罢之。神宗熙宁元年，诏：“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转官者毋税。石炭自怀至京不征。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四年，诏三司：“凡民承买酒麴、坊场，率千钱输税五十，储之以禄吏。
”七年，诏减国门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止令随其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八年，手诏问中书，贾贩之物法不税者，其市利钱当输否？时有司创税贾物之入京者，谓之市利钱，以禄吏。帝疑焉，故问之。《郑侠奏议》跋後云：“建言者以诸门及本务税钱额亏折，皆是官员饶税过多，而吏人受财，公共偷瞒，不知乃为市易拘拦商旅入务官买，以致商旅不行，税乃大亏也。遂立条约，专拦皆有食钱，官员不得饶税。
专拦取钱依仓法，官员妄饶税，并停替，仍会问诸处，每商旅纳官税一百文，即专拦所得市利钱几何。诸处申，约官税一百，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官中遂以为定例，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已而市易司作，於申收事例钱项，即声说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为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谓所收之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只如苎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
本门为不便申省，及市易司并不施行，致客人为事例钱故，屡与专拦相拖拽，云：‘我官钱十文纳了，你问我要甚事例钱？’必须取条贯分明详谕，方肯纳钱而去。不三五日间，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状，准三月二十七日圣旨，市利钱三百文以下税钱者，皆无市利钱矣。看详，有司当立法时，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不曰事例钱，而以市利名之者，盖取《孟子》所谓‘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为名，是贱之也，又从而多取之以益官，岂不缪哉！
宜乎圣上闻之，自三百以下税钱，并不收市利也。”
哲宗元元年，从户部之请，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力胜税权蠲。兵部尚书苏轼上言：“臣闻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凑，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
’臣切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被服珠金，饿死於市。此皆官收五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馀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费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
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以今之法小为疏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
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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