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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1523页
验。又曰：温公之言桑麻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温公作此书，想在忙里做成，元无义例。
※《编年纪事》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刘因司马温公所撰编次。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公自谓精力尽於此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御制序以冠其首，且以为贤於荀悦云。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常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然後知公忠信有馀，盖陋子长之爱奇也。
陈氏曰：初，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於五代。《目录》仿《史记年表》，年经国纬，用刘羲叟《长历》气朔，而撮新书精要，散於其中。《考异》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而归於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後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其在正史外，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方等三崔鸿《十六国春秋》、萧十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南北史》，《太清记》亦足采，《建康实录》以下无议焉。柳芳《唐历》最可喜，唐以来裨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读正史，则《资治通鉴》果何有邪？
武夷胡氏曰：昔闻赠谏大夫陈公言，因读《资治通鉴》，然後知司马文正公之有相业也。余自志学以来，涉猎史篇，文词汗漫，莫知统纪，徒费精神而无所得。及读此书，编年纪事，先後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论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
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岁月既久，又数应诏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中伤之，而光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既而承受中贵人阴行检校，乃知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光於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如渊海，其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议论不合，辞执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为，甘就冗散，编集旧史，尽愿忠之志。而忄佥险细夫，顾谓眷恋匪颁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为辞十万而受万乎？”小人以巳臆度君子，类皆如是。夫编集旧史，欲人君、学者便於观览，其功不细矣，以久之故，尚有才口，又况矫世拂俗，兴复先王之治哉！呜呼，悲夫！
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於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馀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後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则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容斋洪氏《随笔》曰：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缵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後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於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於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然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後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後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於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