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执雠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於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复仇议》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徵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於《春秋》，见於《礼记》，见於《周官》，见於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详於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於圣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於经，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於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也。如百姓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
诛者，上施於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者，书於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於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於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礼》所称，将复仇，先告於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为断於今也。
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桂管观察府状》：“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
”
穆宗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申，阳力人张氵位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徵理之，氵位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氵位角力人，不敢挥解，遂持木锸击之首见血，後二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则买得合当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开教化。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氵位是心切，非凶。以髫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
《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职当谳刑，合申善恶。谨先具事由陈奏，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长庆二年，白居易上言：“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伤损，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己死，何名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又按《律疏》云：‘不因斗争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斗争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
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藉，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
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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