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元丰八年诏：“自今应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愍，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悯或刑名疑虑奏裁，刑部即引旧例一切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不问可否，尽免死决配，作奏钞施行，是杀人者不死，其斗杀条律无所用也。
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实有可悯、疑虑，令刑部具其实於奏钞後，先拟处断，令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令门下省奏，取旨勘之。从之。
元元年闰二月，给事中范纯仁言：“四方奏谳，去年未改法以前，岁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案，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
如此则无冤滥之狱。”诏：“大辟刑名疑虑、情理可悯，令刑部看详，无得枉滥。”四月，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甚众，请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讫奏。”从之。
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案，必断於大理，详议於刑部，然後上之中书，决於人主。近岁有司昧於知法，便文自营，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否则，指所断之法，令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绍圣元年，权刑部侍郎杜言：“诸州大辟，本非疑虑，其间有因奏裁遂获免死，而已决者不得蒙宥，是因之生死，惟奏与否而已。”诏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徽宗崇宁三年，大理寺言：“熙宁四年，诏狱案不当奏而奏者，大辟疑虑、可悯，免勘，其馀并具官吏所坐刑法於案後，取旨原之。元初，流罪以下，不应奏而奏者，勿坐。故有司皆知免戾，不复详法用刑，率多奏上，是致奏牍滋多，有烦朝廷处断。请自今并依熙宁法。”从之。
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闻奏减，是乐於罪人，而难於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其中，否则以违制论。”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虑决於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裁奏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高宗绍兴元年，以道路不通，诸死囚应奏谳者，权令降等断遣，虑滞狱也。三年，诏诸路大辟应奏者，从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四年，诏宣州奏檀偕杀人疑虑狱案，令刑部重行拟断，申尚书省。初，宣州民叶全三者，盗檀偕窖钱，偕令耕夫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当斩，尸不经验，奏裁。诏授、捷并杖脊，流三千里，偕贷死，杖脊，配琼州。孙近为中书舍人，之命更拟。始近之提点浙东刑狱也，绍兴民俞富捕盗而并杀盗妻，近奏富与盗别无私仇，愿贷死。
诏从之。法寺援以为比，执前拟不变。近又言：“富执本县判状捕劫盗，杀拒捕之人并及妻；偕乃私用威力，被杀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诏御史台看详。侍御史辛炳等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申明条法，不应奏裁。”辅臣进呈，朱胜非曰：“疑狱不当奏而辄奏者，法不论罪。”缘近以宣州有观望，欲并罪之。上曰：“宣州可贷，今若加罪，则後来实有疑虑者，亦不复奏陈矣。”乃诏偕论如律，法寺当职丞、评，刑部郎官，各赎金有差。
二十六年，诏申严州郡妄奏出人死罪之禁。 右正言凌哲上疏曰：“臣闻高祖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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