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形势者,雷动风举,後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汉志》: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阴阳,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也)。
《汉志》:兵技考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就鞠》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其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二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後《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於後者,汉世不废,今不可复见矣。
《隋志》: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唐志》: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筌以下不著录二十五家。一百六十三卷)。
《宋三朝志》:一百八十二部,五百五十三卷。
《宋两朝志》:三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十七部,八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九十二家,一百单七部,一千七十四卷。
※《六韬》六卷
晁氏曰:周吕望撰。按《汉艺文志》无此书,《梁》、《隋》、《唐》始著录,分文、武、龙、虎、豹、犬六目,兵家权谋之书也。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行武学,今习之,号“七书”云。按兵法,汉成帝常命任宏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为四种。今又有卜筮、政刑之说,盖在四种之外矣。
高氏《子略》曰:《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郑康成称其“天期己至,兵甲之︹,师卒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与《诗》合也。武王之问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时寝疾,太公负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驾鹜冥之车,周旦为之御,至於孟津。大黄参连弩、大才扶胥车(战具)、飞凫(赤茎白羽,以铜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铜为首,副也。昼则为光,夜则为星)、方头铁钅追(重八斤。一名铁钺)、行马(广二丈,二十具)、渡沟飞桥(广五丈,转关鹿卢)、鹰爪方凶铁把(柄长七尺)、天阵(日月、斗杓,杓一左一右,一仰一背,北为天阵)、地阵(邱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阵(车马、文武)、积楹临冲(攻具)、楼、飞楼(视城中也)、武冲、大橹(三军所需),火万炬(火具),吹鸣。审此,则康成所曰“兵甲之︹、师卒之武”为可考欤,亦《诗》所谓“檀车煌煌,驷原彭彭”者也。又考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诸侯己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无亲,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贤者未亲,何如?”太公曰:“无故无亲,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书》者。《诗》之上章曰:“保右命尔,伐大商。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此之谓也。
周氏《涉笔》曰:谓太公为兵家之祖,自汉人巳然,木无所稽,仅以《阴符》有而云尔。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谈兵哉?《周诗》“鹰扬”外无他语。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为大将,周公其遗之乎?《六韬》不知出何时,其屑屑共议“以家取国”,“以国取天下”,殆似丹徒布衣、太原宫监所经营者。《史记》载君臣各把钺,断首悬旗,以後人臆记,非实也;归赂免囚,好事为之。而此书因著《文伐》十二节,阴赂左右,辅其淫乐,养其乱臣,与韩非所云“纳费仲、奉玉版”并为一论,盖文、武、周、召之一厄也。《管子》书载汤结女华以为阴,事曲逆以为阳,战国诸子窥测古圣,妄诞率类此。太公举贤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弑之臣,亦是後人妄以见事附合。而诸子因记杀华士,谓周公驰往救之,疏谬可笑。此书有《上贤篇》,则“六贼七害”指“抗志高节”、“轻爵位”、“贱有司”、“语无为”、“言无欲”、“虚论高议”、“穷居静处”条居大半,全与暴乱同科。按武王既定天下,其《诗》曰“日靖四方”,其《书》曰“无有作恶”,当“丕单称德”之世,而纷然悬赏罚,募功名,不知将何出也!此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缉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盖吴起、武侯,真答问也,故问者当其形,对者应其实,至於料六国形势所当出,百代之下,犹可想像。而此书问答徒效之也,故务广不务精,语脉皆不相应,读者宜熟察也。
陈氏曰:其辞鄙俚,世俗依也。
水心叶氏曰: